反正前后（第9页）
——“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汪汗汗……”
——“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
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哄动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在场的警察、公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已经不是演说，不是开会的事了，会场怕足足动摇了二三十分钟。
——“我们的父老伯叔！我们，我们，我们，要誓死反对！”
——“我们要誓死反对！”砰的一声在桌上一拳。坛下也同声的反响了一声，大家也在自己的席上砰的一拳。
——“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方面我们要联络本省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要联络外省的、全国的同胞，我们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达不到目的，我们四川人要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赞成！”
两三百人同声叫出的这“赞成”的一声，要用古式的修辞来形容，是有点“声震屋瓦”。
就这样，铁路总公司的第七次股东大会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公司总理的主席的位置，无形之间便被罗纶诸人夺去了。保路同志会顿时便成立起来，会长举的是蒲殿俊，这是罗纶当场推荐的，副会长就是罗纶。下面分四股办事，有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各股的干事都是当场的人自告奋勇来担负的，大体上都是罗、蒲一派的人。他们当时真是有点本领，把那满场的股东群众，好像抟成了一团粘土一样。
游说，在现在说来，就是宣传。这是很重要的。那一股的干事好像是罗纶兼任。游说股中要分派出四位游说员向川西、川南、川东、川北各道去宣传。这也是当场由各人自己来担任的。我最感觉着趣味的是那位朱山先生。那位朱先生，上午在英文教员家里的时候，不是说过这次运动只是“趁趁热闹”吗？然而这时候他登坛了。当罗纶在坛上大声地说：
——“川东的游说员那一位同志担任？”
朱先生两脚跨到方桌面前，激昂地说：
——“川东的游说员，我朱山担任！”
他也一拳向桌上打下去。桌上差不多满面都是春茶碗。他那一拳不幸便打中在一个茶碗上，把茶盖打翻了，茶碗打破了，茶水打得四处飞溅，手也打出了血来。这朱先生竟有这样的热烈，真是有点出人意料。不过就是这位自荐为川东游说员的朱先生，走到重庆，竟投到督办铁路大臣、带着剿办四川使命而来的端午帅那儿去当幕府去了。这虽然是后事，但也后得并不久。这真是使我有点怀疑。怀疑当时保路运动的指导者们，究竟有多少是出自诚意。
在同志会的部署大体就绪之后，又是一个临时动议，便是全会场的人一同到藩台衙门去请愿。这不消说是没有人不赞成的。大家从铁路公司走出，沿途步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示威。街上的市民都簇拥着跟来，走到藩台衙门的时候，把那辕门里面的一个大敞地完全站满了。
群众拥挤在藩台衙门的大堂面前，为首的罗纶先进衙门里去了。不一会朝衣朝冠的王藩台走了出来。群众狂欢地鼓掌。一省总督部堂，尽管是署理，要出来和群众见面，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
一位师爷提了一把太师椅来，王藩台立在太师椅上和群众说话。他真是再温和也没有，满脸都堆着笑容，很心平气和地说。他说，大家的来意已经由罗副议长传达了，他始终表示同情。他自己虽是云南人，但是四川是他的祖籍，所以四川实际上是他的乡梓之邦。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他在职责上，无论怎样要据理力争。更何况是有关桑梓的利益！所以这次的问题，他要向朝廷力争到底，在他在任的一天，他决不负桑梓的希望。他希望大家安心。
这真是从古以来所未有的奇事，以一个官僚而能和民众接近，而且对于民众加以煽动。素来是怕官怕惯了的老百姓，得到了官府的这一道护符，他们还有甚么顾忌呢？于是乎保路同志会的气势便真好像在火上加油了。
三
保路同志会在当时有两个口号，一个是“庶政公诸舆论”，一个是“铁路准归商办”。这本来是从光绪皇帝的一道上谕上摘下来的。这两个口号把当时的那个社会革命的精神表示得相当完备。前一个是参预政权的要求，后一个是保卫产权的争斗。两个一合并起来，正好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打成了一片。
罗、蒲是接近康、梁一派的人，因而他们对于光绪皇帝特别崇拜。上面的两个口号采自光绪的上谕可不用说，由保路同志会发出来的命令，要四川人在争路期中一律都供光绪皇上的牌位。理由之一是以戊戌政变的一个插话，表示这位满洲人是一位英明天子。而同时川汉铁路准归商办又是他所允许的。供奉光绪皇这个策略，在当时可算是一个杰作。保路同志会有的是钱，因为有铁路公司做背景。宣传的文件因而也层出不穷，如像小册子、日报，都络续发行，还发行了无数光绪皇的牌位。那牌位是用长条黄纸印的，正中写着“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两边写着“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这在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滑稽。然而，它在当时的效果，的确在后来的传单标语之上。每家每家的人都把这种黄纸条来贴在自己门口，一早一晚都焚香点烛地礼拜。
这给大家的效果是怎样呢？
这使运动带着了一种宗教的色彩，利用着封建时代的迷信，无形之间把群众在一个目标之下统一了起来，团结了起来。
铁路公司的股东是由各县派来的代表。在成都所拟定的宣传方针、运动步骤，便照样地传到各乡各县。于是，俄顷之间运动便遍及于全省。
在成都除每家人家或商店都要供光绪皇的牌位之外，每条街道都要扎札“圣位台”，便是在街心扎札一个临时的过街台子，同样供着光绪皇的牌位。旧式的街道本来是不十分宽敞的，在街心再搭上过街台，街道两旁差不多是不留遗地的。台又并不高，有的人从那下面通过时都要低头或弯腰。
这些过街台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时的市民非常虔诚，对于圣位台的扎札煞费苦心。有的装饰得很辉煌，结彩张灯，每日每晚都要大香大烛的三跪九叩。
最有趣味的是对于当时官场所发生的影响。市民在顶礼皇帝，无论是怎样反动的官僚也不能够哼出“不是”。当时的四川官界，乃至各校教职员之类的准官界，有一种很流行的恶习，便是坐弓杆轿子。这弓杆轿子就如那名目所表示的一样，两支轿杆朝天穹窿出去，好像两张弯弓一样。但同时在横的平面上也是取的弓形，结果是形成一个橄榄形，两头是尖削着的。两头的轿夫，把轿子跨在肩上，刚好挟着一个颈子。在轿子前后的二把手，或三把手，是用两肘紧挟着胸廓，两手紧擎着轿杆的。轿夫自始至终都是跑步，跑的时候一前一后的轿夫只是硬着颈子向前蹿，两手摇摆得很高，口里不断嚷着“边让，边让”。像这样跑当然容易疲倦，所以每乘轿子的后边总有三四个跟着跑的空手，预备着在街上随时换班。
这样的轿子跑起来很快，轿身又高，坐轿的人真好像是坐在云端的一样，显得很有威风。这不知道是那一位发明家的发明，我自出省以来，还不曾看见过。我想，这大约是在上海或者海外生活过的人发明出来的罢。因为他们习惯了电车或者汽车的生活，所以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要发明出一种调子比较轻快的工具。那橄榄形的弓杆或许也就是从电车下面的发条装置所脱化出来的罢？然而，那全体的结构，看来实在是很不安稳。重心离地太高，如果偶一不慎，岂不会横倒在街心？
有一个笑话。
成都是有满城的，就在城内的西南隅。只有在这满城里面没有搭圣位台。有一次，在保路同志会成立以后，满将军要拜会总督。他坐着轿子从一道城门出来，走不多远便遇着一座圣位台。他问明原故，知道供的是光绪皇帝，他在轿里说：
——“这是咱的主子。回轿，赶快回轿！”
回轿去从另外一道门出城，又遇着同样的圣位台，他又叫道：
——“又是咱的主子，回轿，赶快回轿！”
就这样，他走了三道城门终竟走不出来，他在事变中就一直没有出满城一步。
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呢！在当时成都的人差不多人人都引以为快。官府的虎皮被剥掉了，官府在民众的战术之前投降了。
在成都方面的情形是这样，在地方上的各府州县的情形大约也是这样。几千年来的官威一时倒塌下来，这倒不能不说是类似天变地异。
赵尔丰是有名的杀人狂，四川人叫他是“屠户”。他曾经做过四川的永宁道尹。永宁一带山高路险，与贵州连界。往年民不聊生时，多流为土匪。赵尔丰串通永宁劣绅傅华封，竟洗杀了不少村镇。他因而升了官，做到住藏大臣，当然是利用他杀人的本领去镇压西藏的兄弟民族。就因为他是“屠户”，他有杀人的本领，又因为赵氏一门是清室的忠顺奴才，所以清廷把他提拔起来，承继他的哥哥赵尔巽，做了四川总督。
四川人都有点怕他，听说他要从西藏回来，大家都有点悬心吊胆。所以一方面对于他表示回避，一方面对于王人文便尽力地挽留。但是在他尚未到任之前，王人文却被始终主张剿灭四川的端方参了一本，说他收揽民心，养痈贻患，结果王人文是革职调京，而屠户也公然到了成都！
赵屠户到成都的日期是当年闰六月初一，阳历七月下旬。他到成都以后，大家以为他定会有一番举动的。但是他到了一两个月，竟也一筹没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