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前后（第8页）

清朝末年中国的封建势力达到了它最后的专制阶段。由于要和国内新起的资产阶级作斗争，便尽力主张中央集权，把素来就和封建诸侯一样的各个省份，各个省份的督抚的军民财政大权都集中到了中央。在这儿更加上了一种民族感情，便是满人对于汉人的排满，也就极端的排汉。宣统小儿皇帝一即位，把一时炙手可热的袁世凯谪贬，大大地起用满人亲贵，使汉人不得入掌军机。对于革命党人的屠杀，对于立宪运动的牵延敷衍，对于请愿国会的重要人物的拿捕，变相的科举制的复活，这些都是封建势力的独裁专擅、倒行逆施的表现。而在实质上也就是封建势力对新兴资产阶级的斗争！

国有政策，在这政策的本身宁是可以奖励的。它的最高尚的动机不消说是想加速度地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进展。因为中国商办的资产事业都收到不良的效果：例如粤汉铁路以四五千万两资金仅仅修了两百里路长不生不死的路轨，川汉铁路的三千万两资金在未动工之前差不多也就有快要烟消云散之势。重要的原因在当时的人所触目到的便是办事人的中饱。一方面中饱的恶习差不多是中国社会的胃癌，而中国的资本的来源又敌不过这个无限量的中饱。所以像盛宣怀那样比较有点产业上的智识的人，他自然会提出这种国有政策，而以外来的雄厚资本，来代替民间的类似刮骨抽筋而来的一点薄弱的资本了。

盛宣怀所找的财东便是当时由英、美、德、法四国所成立的银行团。他所要收回国有的对象便是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

这在形式与实质上结局只是国外的金融资本主义的侵略，国内的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的斗争。

商办诚然是腐败。他们知道腐败的原因一大部分是在中饱，而他们不知道中饱的原因又是甚么。商办公司的一些董事、理事，结果不外是一些腐败官僚，即是旧有的封建势力。由这种腐败官僚的手里又接收到腐败官僚的手里，这样便可以免掉他们的中饱，免掉事业的腐败吗？

中饱以外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便是资本帝国主义的剥削。中国人自己要修铁路，而一切的材料和工具都不能不仰给于外国人，在这中间还要经过几道的转折。你想，你中国有多大的资本来供这种层层的剥削呢？所以结果是资本耗费了，而事业却没有眉目。近视眼的人们只看见事业的没有眉目，便率性把自己的经营权取消了，而移交给资本帝国主义。

产业国有本是很高尚的政策，借外债来举办产业也未可以无条件的反对。然而，重要的是要你不受债权者的控制，要你把自己的私有欲望克服。这样的事情在中国能够办到吗？在中国的当时更能够办到吗？

铁路国有的上谕是那年五月二十二日（阳历）下的，反响便是民间的反抗。起初是湖南、广东的人士起来斗争。当时外面斗争的情形我们不甚明了，大约粤汉铁路的股本没有川汉铁路的来得那样“括夺”，在那外面的反抗运动渐渐阴消下去的时候，四川人的猛烈的反抗热，却如像死火山复活的一样，突然爆发起来了。

四川的运动照例是要比外边迟一两个月的。运动的开始是在六月间，有保路同志会的成立，全省大中小资产阶级乃至无产者可以说七千万人都全部参加了。结果是九月七日赵尔丰的屠杀，各地保路同志会的暴动，攻打各地的府县城池，围攻成都，有一个时期把成都围得来几乎水泄不通。九月十日清廷任命的督办铁路大臣端方，把鄂军先后带领了几旅人要去剿灭四川。到这时候武汉才乘着这个机会于十月十日起义。于是各省便先后响应，到翌年的二月十二日，小儿皇帝退位，清廷终竟把它二百七十七年的统治权双手捧交出来了。

这个更大的敌人是谁？

就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把中国的经济命脉紧紧地控制着了，使你中国成为一个永远的乡村，使你中国人的产业永远没有方法发展。

因而保路同志会的运动，乃至结晶为辛亥革命的整个资本主义革命运动，结果是失败了。它的失败却告诉了我们一条路：中国革命自始至终应该是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而这种革命不能由中国资本家的手来完成。

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是过了节季的播种。它在不适当的温度与各种条件之下，始终得不到它应有的成长，而它在畸形的状态之内很快地就达到了它的衰老时——下行阶段的反动时了。

二

说来差不多好像是一种奇迹。

都喇嘛先生那样严烈地说要斥退我们，我们自以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吃学生饭了。然而，他终竟没有挂我们的斥退牌。在现在想来，事实上他也没有挂斥退牌的必要。他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仇恨，他又何尝不知道我们也并不是可以左右全校的人，他不过使用了小小的权术，杀鸡给猴子看。他是把我们弱者拿来做个榜样，在一般学生面前显示一番威风，好教别人震恐。他的目的是达到了。他当着众人骂了我们一番，全堂学生便都俯首帖耳的上了课堂，去受试验。我们当时就搬出了学堂，他又何必要费一番挂牌的手续？

大哥自从乙巳年（一九〇五）出省，他在日本学了几年的法政。后来回到上海，在盛宣怀的商埠督办衙门里做过工作。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在北京考上了法科举人，得到了七品小京官的头衔，分发在法部衙门里行走。他这次回省来了。他回省的消息早就有的，但没有想出他回得这样快。

我们是六年不见了。这六年不见的兄弟的重逢自然克服了所有一切不愉快的情绪。他听说我们遭了斥退，也没有十分责备我们。他反而安慰我们说：

——“斥退了也不要紧，明年好进官班法政学校。”

接受了他这个安慰时，委实说，我不免感受了一番惊异。他在去国之前不是再三叮咛过我，要学实业、要学实业的吗？他不是常常说实业救国、实业救国，要振兴实业才可以富国强兵的吗？曾几何时，他自己去做了一个小小的官儿回来，而他又劝我去学法政了。

他回成都，是受了官班法政学堂的聘请。成都的官立法政学堂有两个，一个是官班，一个是绅班。官班收容一些候补官员或宦家子弟；绅班便是一些绅士或其子弟了。法政本来是我们所鄙屑的，而尤其鄙屑的是那官班。那真腐败得有点程度。那儿的学生都是一些封建余孽，上学下学都坐轿子，有的还要带着跟班。这样的学校，他要去就聘，我已经有点诧异；而他还劝我去当学生，那更是出自意外了。不过我们那时候对于他还有点原谅，因为他是才回省的人，他不大明了学界的情势。

他回省便有很多的交际，一时不能回家。因此，他也留着我们，要我们和他同路。

来访他的人也很多，都喇嘛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分设中学的甲班已经是五年级了，每周有两点钟的法制经济，要请大哥兼任。没想出这两点钟的法制经济便成了我和张伯安两个人复学的交换条件。他对我们大哥说：这两个学生平时很用功，成绩也很好，不该乘着一时的感情为别人所利用了。他要我们再进学堂去读书，到下学期开始时补受试验。

就这样我们在一九一一年仍然得以在成都读书，仍然住的是分设中学。

回想起来在成都的几年中，实在是甚么收获、甚么长进也没有。差可**的或者可以说是使我们得以看见了保路同志会的经过，乃至反正前后的一些大小事变、大小人物的真相罢。

记忆已经十分朦胧了。保路同志会的成立究竟是在那一月那一天，我已经不能确定。我所能记忆的只是快要受暑期试验的时候，而且开会一天的确是礼拜。所以推算起来，在阴历总是五六月之交，在阳历总在六月后半。运动的发生离五月二十二日的上谕相差了这么久的原因，也因为要召集股东会议，不免需费一些时日。

在开股东会的那个礼拜日的上午，我们有几个学生在一位泸州人的英文教员家里闲谈，那时候来了一位当时的青年名士朱山。这位朱山先生好像也是泸州人，他和罗纶、蒲殿俊是一党。不消说他也是《蜀报》的一位编辑，他会做旧体诗，在当时很觉得清新隽逸。他还相当年青，在当时怕还不上三十岁。

——“朱山先生，今天下午的会你去参加不去？”英文教习问他。

——“我去参加的。”

——“你看这一次可以闹得出一个名堂么？”

——“嗯唔，”朱山冷笑了一下，“趁趁热闹罢了。”

我们和他本不相识，看他来了，便让座。听他说了这几句话，我们也就起身告辞了。

我的堂兄，三哥，他在铁路公司做科员。每逢礼拜，照例是要到他那儿去一次。在股东会开会的时候，因此我们也得以在那儿参观。

股东代表大概有二三百人，会场是设在一个天井里面的，上面搭着棚厂。铁路公司是设在从前打大小金川封了公爵的岳钟琪的公馆里面。全部是旧式的建筑，没有那样宽敞的可容几百人开会的会场。做讲坛的是一座戏台，前面摆着一张方桌，靠壁和两侧放着一排太师椅。坛上坛下的人都坐定了。铁路公司的总理——姓甚名谁我已不记忆了——起来摇铃宣布开会。

劈头讨论的便是铁路国有问题。关于这个政策的情形，好像是邓孝可起来报告的。他的报告很平淡。他本来是赞成国有政策的人，后来随着潮流的进展却成为了保路同志会的急先锋。在他报告完了之后接着是罗纶登坛。

罗纶是一位白皙的胖子，人并不很高。他一登坛，向满场的人作了一揖，开口便是：

——“各位股东！”很宏朗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出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也都号啕大哭起来——真真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汪地痛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