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前后（第11页）

开会时很热闹。会场就在我们学校前面的南校场，在我们当然是就地风光。校场正中搭了一座临时的舞台，舞台上簇拥着不少的革命党。革命成功以后的革命党人真是不少！平常我们时常看见的官班法政的教习，绅班法政的教习，乃至有许多穿军服、带指挥刀的，原来都是革命党人。

董修武是四川人后来称他为“董太师”的，东文学堂出身的留学生，是我们大哥的同学。他学的也是经济，在绅班法政教书。平常我们也时常看见过他，但我们的嗅觉真钝，连革命党的革字的气味都不曾嗅到。今天是他的主席，登台的人大都是一篇悲歌慷慨的议论。会场上有军乐队助兴，因此也招来了不少的听众。但这些听众是全无组织的，就跟乡里人来看神会的一样，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我自己非常抱歉：当时的那一些悲歌慷慨的演说竟没有一句留在我的记忆里。

总之，这是一个对立。明显的是平时风头很旺的蒲殿俊、邓孝可诸人，今天却谁也没有到场。

但在革命党人中，在当时也有对立，便是洋货和土货的对立。董修武所代表的是留学生一派的洋货，还有是杨莘友们所代表的川省道地的土货。

我们有一位从堂的姊夫，原来他也是革命党人。有一天他把我拉着，到杨莘友们的办事室里去，我到这儿倒真正感受了一些革命的风味了。

杨莘友、王述怀，还有其他的一共六个人，是反正以后才从牢里放出来的。他们是在己酉年（一九〇九）的年底图谋革命，在未举事时被赵尔巽破获了，丢在了牢里的，算来已经坐了将近两年的牢。他们才从牢里出来，有的因为忙于奔走，竟连剃头的时候都没有。一头蓬茸的乱发，一嘴蓬茸的乱须，一个苍白色的面孔，一双放着异光的鹞子眼睛，一身不相称的借来的衣裳，这样的革命党人让你一眼看见了，令你怎么也要肃然生敬。我看见他们的握手了。他们的握手和平常不同，宁可说是扣手。他们是把几个指头并着弯起来，就跟太极图一样彼此扣上。

六人之中有一位身子特别高，背有点穹，鼻子是一种罗马式的高鼻子。他和我谈过几句话，说他们不赞成罗、蒲的办法。那是向赵尔丰投降了，是赵氏的家奴。这个人我看是六人中的领袖，他也特别忙，和我说不上几句话，又有别的同志来会他。他回头又带着手枪出去了。这个人我现在把他的姓名忘记了。他就在那一天遭了别人的暗杀。下手的是甚么人，他的身后是怎样，我完全不知道。

在革命期中，一个人上台很快，下台也很容易。蒲殿俊一做了都督之后，他的政治手腕已经落第，更加以一般知识分子的不合作，他的末路早已迫在眼前。然而，使他没落的直接动力，却是他自己所酿成的兵变。

蒲殿俊在四川被称为“十日都督”，因为他的都督梦刚好做了十天。

十天，这是新旧各军的自由假期期满的日子。蒲都督在东校场检阅营防军，自此以后要叫他们重守军律了。真是可怜的幼稚的政治家！已经放出笼牢的老虎，他要凭三寸不烂之舌叫它重人笼牢。兵士们也提出了他们的条件，要求发三月份的全饷。财政权大约在当时也还不曾被蒲掌握着，即使已被掌握，然在已经经过两三个月变乱后的四川，更哪有那样的余裕？这个要求不能干脆地答复，兵士们当场便哗变起来。当场便有兵士开枪。蒲都督几曾见过这样的局面，几曾听过这样的枪声？枪声一响，他被马弁们拖着逃跑了。

兵士的开枪大约是在午后两点钟左右。就从那时起枪声愈打愈多，愈打愈近。打到天黑，一城都是枪声。一个锦绣的成都城，就好像楚霸王火烧阿房宫，奈罗帝火烧罗马城一样，四处都在起火。

我们的学堂老早就把门关了。叛兵几时闯进学堂来，是不能保的。都先生把我们约束得很严，不准谁出门一步。在学堂里守着听了一夜的枪声，看了一夜的大火。夜间枪声很密的时候，城里的居民差不多家家都出门逃难。学堂门外就是南校场，簇拥到这儿来的有不少的人。时而也有人在学堂门外打门，但不知道是难民，还是叛兵。

这真是恐怖的一夜，特别是那些难民，他们忧财产之丧失，悲骨肉的分散，愁自己生命的难保，真不知道是怎样地惴栗了。

枪声和火光在天将亮的时候才渐渐停息了。

六

第二天清早，我因为关心着住在东门的一位堂姐，一等学堂门打开，我便跑出去了。

街上是很惨淡的。避难的人已经络续在回到自己的家里。

原来变兵都是向天放的枪，因此，并没有甚么死伤的人。夜间所看见的东一处西一处的火光，真好像全成都城都成了火狱的一样，其实所烧的都是当铺。也有人说是当铺主人自己放的火。因为当铺遭了抢，火烧后便免得偿还。

藩库是烧了，兵械库也的确抢了。在我走到南门大街的时候，还可以看见一些零星的变兵。他们那全身的披挂，可惜我没有照相机，没有拍下一张照片来。他们晓得银钱很贵重，抢了不少的大洋和银锭子。他们晓得枪弹是很好的武器，同时便也抢了一身的枪弹。每人平均差不多要拿四支枪。手里一边拿一支，肩上也一边挂一支。弹囊更加是不计其数，横也是，顺也是，腰上也是，肩上也是，叠叠重重、重重叠叠地挂着。但是，你想，你一个人哪有那样大的力气呢？一夜没有睡觉，身上有不少的金银，还要加上这样多的一些枪弹。

各街已经有自卫团出现，是由各街的江湖、各街的流氓组织成的。他们在这时候把平常很少见的马刀、关刀、牛角叉，通同摆出来了。这些人在晚间抢劫的时候，其实就是有力的队伍。晚间丘八老爷打冲锋，他们便接上二阵。所有各街的抢劫，一多半以上是他们干的。然而摇身一变，他们现在要保卫街坊了。还是该丘八老爷背时，已经变成了驴子，不要说别人还有关刀、马刀，就是赤手空拳把你身上的枪扭一支下来，也就把你解决了。结果是走慢了的一些变兵便都丢了性命。

最繁华的东大街、商业场，被抢劫得最厉害。一街都是包洋货的纸头、货匣、商标，打破了的香水瓶、牙粉瓶、粉瓶，有些地方满街都是粉。在这时候锦绣的成都城倒真真成为十里香街了。

由于自卫团搜逻得很厉害，没有出城的变兵都躲藏了起来，有的也赶快改变了自己的装束，好在改装也很方便，他们是有抢来的现成衣服。在东大街遇着这一件滑稽的悲剧。

一位上穿灰鼠马褂、下穿狐皮袍子的人在街上走着。有几位自卫团抢上前去扭着他，其中一个拦腰便给他一“梭标”把他凿倒了。

原来这位化了装的老爷是露了马脚的。他抢的时候忘了抢裤子，在他的狐皮袍子之下露出了一条有红记的军裤。这位老爷当街便被几位自卫团结果了。但更有趣的是他们把他的灰鼠马褂、狐皮袍子剥开，里面又现出了一件女人的狐皮袍子。

赵尔丰这时候还住在他的总督衙门里面。他和各街的自卫团一样，都还有点机敏的手腕。各处的街头巷口都贴出了他的“总督部堂”的安民告示，然而没有印信。因为藩库烧了，存在藩库里的四川省总督的印信怕也被烧了。

走到堂姐的寓所门前，门是紧闭着的，门上贴了一张红纸的招租帖子。我一看便知道那是姐丈写的字，情不自禁地发起笑来。有了这样一张避邪的符篆，想来他们一定是安全无恙的。门也不容易叫开，我又折到青石桥街去看我的大哥。那时候他住在青石桥街一家大公馆里。因为他的官气太大，我平常少去看他。待我走到他的公馆门前，又同样是一张符箓。毕竟是出过洋的人要不同一点，不比一些旧式的公馆人家，一闻枪声，一见火光，便全家全眷都出门逃难，剩下一座空公馆让自己的用人及邻近的无业者便把“启发”打了。——这“打启发”三个字就是那次兵变之后传出来的话柄。据说那天晚上的新军的口令是“启发”。起初哗变的大抵是营防军，当局者似乎也曾去调凤凰山的新军来弹压。然而新军一进城也跟着变了。一到晚来，彼此成群结队的抢劫，彼此也在互问口令。于是东也是一声“启发”，西也是一声“启发”。从此以后“打启发”便成了成都的新方言。大凡是在上海人要说“揩油”的地方，成都人便叫着“打启发”。

蒲殿俊辈登台之后，因为纵容兵士的结果弄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同时新军又不在他们手里，他们便提出了一个政策，招各路的保路同志军进省成军。这一方面算是了结一场公案，而同时也想借来作为弹压旧军、抑制新军的工具。因为这样，各路的同志军也就络续抵省。但在他们抵省的时候，已经是兵变后的第二天。蒲已经跑得没有踪影了。凡为瞻仰过同志军军容的人，读到贾长沙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绝不会认为只是文学家的夸张。保路同志军军容有的真是滑稽得使你要夸张也夸张不到。所谓同志军，有一部分是平时的土匪，有一部分是各地的乡团。大部分的鸟枪、梭标、牛角叉、铁锤、铜锤、铁锏、铜锏，虽然陈腐一点，但总还是军器。但有的却拿着锄头、挡耙、扁担、镰刀。而有的更异想天开，把一把菜刀绑在竹竿头上，雄赳赳气昂昂地拿着。我还亲眼看见一位拿“吊刀子”的。——这“吊刀子”我恐怕是四川话，外边不知道叫甚么名字。这东西现在很少见了，在从前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出门便要带“吊刀子”，就是一双牙骨筷、一柄西餐用的小刀，同插在一个鞘子里面。这样的东西本是用来吃饭菜的，然而那位同志军，他把小刀抽出鞘来拿在手里，象牙筷和鞘子便吊在腰间，大有仗着宝剑的钟馗的身手。

但是，朋友，你们且莫忙单作为滑稽的现象，而以一笑付之。我有意把这些滑稽的现象写出来，我是想使大家知道保路同志会乃至同志军的军事行动的本质。那自然不是蒲殿俊辈所代表的立宪论者，也不是董修武辈所代表的革命党人，而是货真价实的“人民大众”！这种人民大众的威力，我们不要把它轻视了。就是他们，在竹竿头上绑的菜刀，手里拿着的吊刀子，不已成为推倒了赵尔丰的原动力，杀死了端方的原动力，乃至送葬了清廷的原动力吗？

要记着，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这后于一九〇五年的俄罗斯第一次的革命仅仅六年，先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第二次革命也仅仅六年。革命的性质大略相同，然而革命的结果却完全两样！我想，假使中国有好的领导者，把那真正的革命民众从那时起便引到真正的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不早已有充分的力量和帝国主义者对抗，而成为世界革命的前驱吗？保路同志会之起，直接虽是和封建社会作斗争，而间接却是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直接的一步没有走完，间接的一步却完全忘掉了。问题依然要归结到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上来。中国的革命如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它毕竟只能出于向帝国主义投降或畏避的一途，而萎缩到旧有的封建社会的窠臼里。中国哟！你究竟该到那儿去？

在城外草堂寺旁边，自从我初上省的那一年起，便计划着要设立公园，由官、绅、商、学出资合办。费了几万块钱和将近两年的工夫，公园刚好修成，便遇到革命。同志军一抵省，他们说那公园是赵尔丰、周孝怀辈的私产，便把它捣毁得片瓦无存了。

四川在初办新军的时候，原来预计的是两师人。在凤凰山驻扎一师，在新津驻扎一师。新津是进入西藏的通道，驻扎一师人在那儿是为了要控制西藏。自从我上省的那一年，新津城外也就在建筑西式营房，前后也差不多费了两年工夫，经费更不知道费了多少万。快要落成了，同志军也说是赵家的私产，把它捣毁成一片砖块。

这样的盲目的破坏不能不使当时的有产者震惊。有产者便想靠着有新式武器的军队来防御这行将临头的第二次的祸灾。一些军政上的人自然便乘机而起，扶植自己的势力。这个要求在我们学生的心中也生出了反映。就在兵变后的第二天，成都的学生界发起了一个组织学生志愿军的运动。以武备学堂为中心，凡是志愿者都到那儿去成军，略受训练便要到街上维持秩序。我也自告奋勇去参加了，那是兵变后的第三天。我把我的行李也搬进了武备学堂。武备学堂在那时已经改成陆军小学，是西式的建筑。因为它在北门城外，和南门区域相隔太远，直到去当志愿兵的那一天，我才第一次和它见面。我把行李搬进了武备学堂去了，在寝室里看到那陆军学生所睡的床，窄窄的刚好可以容下一个人的身子。

“这怎么能够睡呢？”在去当志愿兵的志士的心中，劈头便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可和志士的招牌抗衡起来了。要当志士便要受这样的苦！这怎么吃得消？于是志士的招牌立地折下来了，行李刚好搬进寝室，又由原挑脚急忙搬出学堂。和我同去又同出的很不少。这样滑稽的一幕，我并不想把它当成忏悔的资料。这只表明着当时一般青年少年的心理。我自己即使忍耐着去吃一点苦，做到一个忠实的维持秩序的好兵，结果又怎样呢？只添了一个新军阀的爪牙，新富豪的鹰犬罢了。说得光大一点，我顶多可当成了四川境内的如蛆如猬的一个军阀。因而当时的落伍虽然不怎么光荣，然而也不是怎样的耻辱。

保路同志军虽然是四川独立的元勋，但他们依然是封建社会里面的骨董！他们不过是被有产者利用来作为争路的工具罢了。他们根本没有收拾四川的能力，也没有人期待他们来收拾四川。演傀儡剧的人，在把戏钱骗到手之后，傀儡又要被收拾进破箱子里面去了。

舞台大转换，新的登台人物是尹昌衡、董修武、杨莘友诸人。

尹昌衡是武备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又进过日本的士官学校，在那儿和蔡锷好像是同学，他们后来同回国，也同在广西的讲武堂干过事情。他是由赵尔巽手里调回四川来办督练公所的。这位先生人很魁梧，在武人里面也比较还有点天分，他能够熬几句章太炎式的似通非通的古文，似选非选的古诗。他不是立宪派，也不是革命党，他只是有兵权在手里的实力派。自从清朝末年早就高呼着的“富国强兵”的口号总算是发生了效力：因为凡有国者必富，而有兵者必强。这在辛亥革命以后，直到现在算已经成了天经地义。什么主义都是骗人的话，只要你手里有兵。你手里一有兵，不怕你昨天还是万恶的军阀，今天便可以成为忠实的信徒。你昨天还是跑交易所的流氓，今天便可以成为名实相符的皇帝。尹昌衡在四川算首先开创了这个例子。

他那时在任陆军小学校的校长。陆军学生们便成为他的爪牙，同时因为他又是陆军的先辈，所以四川的军界大都愿意受他的指挥。在赵尔丰交出政权时早就有很多的谣言，说尹昌衡要带领陆军小学的学生和凤凰山的新军攻打总督府。我们对于他也朝夕在期待着。然而，谣言毕竟只是谣言。

自蒲殿俊登基以后，各派势力在暗中斗争了十天，结果也就酿成了一场兵变。

蒲倒了，给与董、杨辈革命党人获得政权的机会，但同时也给与他们一个良好的教训：没有兵力不能固定自己的政权。在这儿，革命党人便乐得和实力派苟合了。兵变后的第四天，我们奉天承运的尹大皇帝又在我们四川省七千万子民的拥戴之下诞登大宝了。

尹昌衡担任都督。董修武担任财政部长，实际上也就是内阁总理大臣或者宰相。杨莘友担任军事巡警总监。在这儿我们的大哥也有一份，他担任交通部长。其他还有多少部我不甚记忆，部长是些甚么人也不甚记忆了。总之，代表人物是尹、董、杨，其他也不过和我们的大哥一样，伴食大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