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途次（第9页）

夫役的一队人把正中处走过了，我自己的尿意来了，便站在那田地中对着武昌城撒尿。尿正洒到中途的时候，又是轰充的一声。这一炮正落在我背后的路上，爆发了；夫役的队尾子混乱了一下。

——“这一炮大有进步啦，吓！”我一面撒着尿，一面感叹着。

队伍把那段路已经走过了，连公冕和恩寿也一同踉跄地退了转去，只剩我一个人立在地里。

公冕立在后面的一座农家外面的草墩上向着我叫：“有人受了伤，快转来，快转来！”

我退转去走不几步，看见路上倒了一担稀饭，路旁的番薯地里倒了一名夫役，在那儿呻唤。

我问他：“你受了伤吗？”

他指着他的左脚的脚颈：“嗳哟，吊那妈，痛啦。”

公冕又在叫。我叫那受了伤的夫子等着，回头便去替他叫担架来。

待我走到公冕所立着的地方时，看见恩寿睡在那草墩下，也在呻唤，左脚的脚背在流着血。农家的人跑了好些出来围着。

——“恩寿也受了伤吗？那边番薯地里还睡着一个呢。”

——“我已经叫同来的夫役们去叫担架去了。恩寿也是不能走路的，怎么办呢？让我回部去叫人来抬吧。”公冕这样说。

——“用不着回去叫人的，”我说，“我们就在这儿找一扇门来，不可以抬回去吗？”

公冕赞成了我的说法，结果是在农家里找了一张杨妃椅，四脚朝天地翻过来，在底子上敷了好些稻草，便成就了一台担架。

恩寿被移进了那架临时担架里，我和公冕便把他抬回了南湖。

九月三号和四号都没有动作，只是敌人早推察到了南湖文科大学是革命军司令部，时常有大炮对着这个方向打来。因此在夜间是不准点灯的，有点灯的必要时都须得在灯上罩着黑罩子，背着武昌城的一面。

我们所住宿着同时兼带着办公室的房间是在楼上最后的一排，背面的窗口正对着武昌城。在四号的晚上，在两个窗口上罩着黑布，更把军服来罩在马灯上，我和胡公冕、朱代杰、李德谟几个人在拟定派往到湘西新附的某军去的政治工作人员名单。正在这时候，铁罗尼顾问和纪德甫两个人走了进来。他们和邓主任是住在更前一排的一间空出了的讲堂里的。

铁罗尼是很有趣味的一个人。他虽然是骑兵将校，但他在政治上和理论上的知识是很正确而丰富的，而且还有文艺上的教养。他很喜欢诗，特别喜欢往年自杀了的俄国的薄命诗人约先宁。在行军途中，他随身带着的一册约先宁的诗集，有时我以纪德甫为介，请他把那清新的歌咏农村的诗，替我们在口头上翻译过。

大约因为我也是喜欢文艺，而且也特别喜欢诗的原故，铁罗尼和我很能相得。自从从广东出发以来，一有闲暇，他每爱和我作个人谈话。在那样的时候自然总是靠着纪德甫做中介的。

他等到我们把名单拟定，公冕和代杰拿着出去派人作准备的时候，我们又才谈起话来。

铁罗尼问我进了武昌城以后的工作步骤，我把预计着的梗概告诉了他，他特别注重对学生方面的宣传。他说：“武昌的师范大学有不少的学生，那儿听说是国家主义派的根据地，现在虽然是在暑假期中离开了学校，不久便要开学了，他们是又要转来的，你用怎样的理论来破除他们的国家主义？”

这个问题，我在半年以前还没有到广东的时候便曾经思索过的。因为在上海宣传国家主义的人，如像“醒狮派”和“孤军派”，大抵都是我的同学，有过半数和我相识。我知道他们有好些的确是有爱国热诚的，他们是看到中国的积弱，总想用最良的方法来把中国强盛起来。他们所想到的最良的方法便是所谓国家主义。“醒狮派”的人很笼统，他们在国家主义只是一种热情，一种声浪，更具体地说，只是所谓“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两个口号。内的国贼是什么，外的强权是什么，怎样去除，怎样去抗，他们并没有充分的素养来分析。虽然在曾琦口中也曾经提出过飞机潜航艇政策，但是可怜，他老先生却没有想到飞机和潜航艇不会从天飞下来，从海里浮出来的。他们对于经济问题还没有睁开眼睛，极简单、极捷近、极可痛心的一个实证，每天呈在眼面前，他们都没有见到，那便是他们的机关报《醒狮》用的正是洋纸！

中国人要效法日本——这是中东之战以来的中国的国是。自甲午以来中国送到日本去的留学生，没有详细的统计，我想至少总在三四十万以上，就是我们自己便是由这种国是中所产生出的一个世代。但我们效法的结果是怎样呢？

效法日本其实是间接效法欧美，更具体地说，便是在暗默间想怎样来把中国数千年沉滞着的封建社会转化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除派遣留日学生之外，派遣到欧美去直接效法的人，我想那个总数和留日学生也会是不相上下的。但那仿效的结果又是怎样呢？

中国人效法欧美，事实上是在日本人效法欧美以前。举出些简单的例子吧。日本耶教徒的《圣经》是从汉译本重译过去的。日本人在明治时代乃至大正时代的初期，研究英文的人是在用中国邝氏著的《英文熟语辞典》！然而这个情形在四五十年后恰恰颠倒了，中国人甚至要采用日本人编著的中国史了。

问题的面貌在这儿更加显明了起来，便是日本人效法欧美成了功，为什么中国不能够？

我的答案很简单：日本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所以成了功，是因为有地大物博的中国替它做了挡箭牌。欧洲的资本主义侵入东方来，日本是同样受着患害的。但那个已经人满为患的几个日本岛子，在欧美人看来，比较起中国自然是没有多么大的殖民价值。因而在资本主义的进军向着中国万箭齐射的时候，日本人便在这短时期内培植成了自己的资本主义。中国要仿效日本，想在今后成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最好是要有比中国更好的殖民地来缓和欧美的以及日本的资本主义的进攻，就如像日本有中国替它做了挡箭牌的一样。然而这个条件已经是无法具备的了。中国今后要想成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除非是近世的帝国主义者在火星或者别的星球上发现了广大而有价值的殖民地。

我把我这样的意见在那暗淡的一室中，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之下，对着铁罗尼谈出，他很表示赞成。他说：“土耳其近年的国权运动的成功也有同样的意义，便是近东问题已经解化成远东问题了。”

——“那是自然，”铁罗尼说，“就如日本的成功一部分也是由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援助那样，那时又是在掣肘沙皇时代的俄国。日本假如没有日英同盟的掩护，恐怕它的成功也没有那样的快。不过根本还是中国做了乌龟。”

乌龟这个表现我起初没有懂到他的用意，觉得有点奇怪。我又问了一下，才知道他是说的神道碑下的赑屃。那在行军途次他是看见过不少的。我不免笑了起来。不错，我们的背上的确驮着很大的神道碑，碑上刻写着有旧时代的残骸“军阀”和“官僚”，在那上面更狼藉着无数的帝国主义者的商标。

话正谈得高兴，突然有一声大炮落得很近，而且爆发了。室外起了一番哗噪的声音。

代杰走了进来，说：“大炮落在围墙的外边，打破了一只墙角。”

接着又有人来传达严密熄灯的命令。铁罗尼和纪德甫便起身告辞，拿着手电一开一闭地从廊道中间向前面的讲堂里走去了。

十九

五号晚上又决定了要去大规模地爬城。南湖附近农家的梯子因前一次的爬城，已经征发干净了，这次所需要的更多，而且鉴于前一次去迟了，遭了失败，这一次不能不早些动手。在四号下午便已经派人到咸宁附近去征发。主持其事的仍然是总政治部。五号上午已经有梯子络续送来，堆积在南操场上，大家又来从事绑扎。扎好了的便抬到学校门外去停积着。

这一次的梯数比前一次多上四五倍，又是断断续续地送来的，因此绑扎的工事便很拖延。一直到了晚上由各军所挑拔出来的混成敢死队在南操场齐集的时候，还剩下好些梯子没曾绑好。操场上没有可以工作的余地了，大家把那还没有绑好的梯子都抬到校门外去，又在那儿继续着工作。

天已经黑下来了，全靠着几盏马灯的光放在地面上照着。适逢其会有好几盏马灯的洋油都点尽了，灯光幽幽地快要熄的神气。总司令部里面是有灯油施发所的，洋油尽了可以到那儿去取。在场的人们没有人知道那施发所的所在，替他们说出地址来时，但那大学的内部大家也不熟悉。于是我自己便把马灯收集起来，左右两只手各提了三四盏走进施发所去讨油。进去时灯光是很幽晦的，倒没有感觉着什么，出来时因为油份充足，灯光倍加明亮，左右两手各提着三四盏，自己都觉得好像是成了一位火焰天使，要飞起来的一样。走到校门口恰好碰着一群军事上的将官们迎头走来，有几位俄顾问参在里面。陈铭枢和张发奎在最前头走着，大家都匆匆忙忙地没有打招呼。在那一群人的后部有一位年青的军官，脸色白皙而清秀，身材长而细，他招呼着我：

话中含蓄着责备的语气。他没等我的回话说出，又把从扎梯处跑来的邓主任拉着了。

——“喂，择生，这位尊驾一定是你政治部的宝贝吧？”一面说，一面把我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