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途次（第14页）

双十节到了，在武汉要算是空前绝后的一次盛大的国庆纪念。

会场设在汉口北郊的华商跑马场，开会是在上午九时。参加的群众当得在十万人以上。团体旗、党旗、国旗的飞扬，国际歌、先锋歌、革命歌的合唱，口号的绝叫，万岁的绝叫，讲台上如火如荼的演说，各种音乐队的演奏，把那广大的跑马场化成了一片澎湃的大海。

怒涛一激动了起来，没有可以使它立地静止的力量。庆祝会的预定本来是还有好些人的演说，但都停止了。——演说已经是没有人听了。——于是便照着预定的路线开始游行。这对于汉口租界的帝国主义和在帝国主义掩护下的反动势力真是绝大的示威。

湖北总工会也是在这一天成立的，在汉口公会堂开成立大会。我参加了跑马场的庆祝会后又到这儿来。这儿聚会着的是各种工会的代表以及来庆贺的各机关、各民众团体的代表。这儿是革命的盐，革命的火车头，虽然没有那群众大会那么热闹，但所给与人的是坚实的铁槌般的感觉。

武昌方面在我们的军队进城之后，到了下午，又由第四军把刘玉春活捉着了。这个消息传到汉口来时是快要黄昏的时候，我们顿时印出了传单来散发，利用种种的方法来公布这个消息。有一个方法大约是代杰想到的，他叫人买了白布来用红水写着“刘玉春活捉了”的几个大字，把来围在一驾汽车的周围。让那汽车在汉口全市驰骋，同时又从汽车上散布传单。这一个消息，和公开这个消息的奇妙的手段，把在热狂中还未镇静的民众和市民愈见煽扬了起来。汉口全市都轰动了。汽车走一路，民众便簇拥在它的后面跟随着，到汽车把汉口巡游了一遍折回到后城马路来的时候，群众拥集在政治部门前不肯散，愈集愈多，把后城马路那条很宽阔的街道塞得水泄不通。政治部前面的出入竟开出了一条火巷子来。

这仍然是那驾汽车所生出来的效果。

汽车本是从前吴佩孚坐过的一乘朱红色的轿车，用白布在三面围着，车窗恰被遮掩了，车的内部是看不出的。大家以为刘玉春便被囚在那驾汽车里面，因此都要等那车门打开，看着刘玉春出来。这完全是出乎意外的一种收获。在晚上邓主任和铁罗尼过江来的时候，他们费了很大的工夫才到达了政治部。铁罗尼大为惊叹，他对我说：“这样的群众在莫斯科以外是不能够看见的。”

二十八

第二天清早八点钟，邓主任由歆生路的总司令部行营到了后城马路来，因为八点半要开一次部务会议。

部务会议列席的人是各科的科长、股长，以及秘书，主席便是主任。邓主任所主持的会议，名目虽叫会议，照例是一种军事独裁，他是先在自己钞本上写出几条大纲，接着便用命令式宣布。

这个步骤本来是应该有的，但要全部迁徙却是出于意料之外。我的意思是仍然以汉口为本部，而于武昌设立支部。因为汉口无形中已经成为了政治中心，而且也是武汉三镇的社会中心，对内对外的工作都以这儿为方便；而且政治部的工作在这儿已经有了一个月的基础，不应该完全抛弃，搬到那偏僻的在各种工作技术的运用上都不灵便的武昌。注重农民运动的工作在汉口也可以做，武昌设立一个小规模的办事处也就可以呼应了。

我把这层意思表示了出来，择生反对着说：“目前的汉口虽然是政治中心，但这是一时的现象。武昌已经攻破了，政治中心是要移到武昌。不久省政府、省党部，都要次第地移过去。还有是政治工作人员应该过艰苦的生活，久住在汉口是会堕落下去的。”

决议自然是照着了他的意思，等待那做着第四军军部的省议会空出之后便搬过江去，同时汉口的办事处留下几个庶务员看管，只当成一个购置物品的机关。

在会开完后择生过江去了，我在那天下午得到空闲也渡过了江去。城里的情形自然是十分萧索的，商家都闭着店门，居民都瘦削憔悴得像木乃伊。我的去向是往省议会。议会前面的广场中停集着好些北军的棺材，有些是南军进城后才收殓了的。天气还热，棺材都是些菲薄的木匣子，尸臭异常地熏人。

走进省议会时已经是天快黑的时候了，四军军部正在搬家，我叩问了几位负责人，知道第二天上午便可以空出。政治部也就决定了在第二天搬来。

那时被活捉着的刘玉春是关在省议会的楼上的。一位副官把我引到那间房间里去。那是在楼上第一排右侧的第一间小房间，里面是黑洞洞的，只在一张桌上放着一盏马灯。进门在右侧的角上放着一张木板床，刘玉春面着壁蜷卧在上面，有一个跟随的人在服侍着他。引我进去的副官打了招呼。刘玉春起了床来，很客气地请我坐。

刘很白皙而肥胖，足见他在四十天的围城生活中是丝毫也没有受苦的。他是一位中等身材的人。虽然在缧绁之中，大约也是狃于素来的威势吧，态度很能镇静。

我在那时和他谈过一席话，在第二天的《革命军日报》上发表过。我开首恭维他，说他能忠于职守，能把一座孤城死守了四十天，是难得的事情。

他也谦逊着，说他只是一介武弁，只晓得服从上官命令，上官要叫他守城，他便守城罢了。

——“但是，”我说，“你所服从的上官，吴大帅，一从贺胜桥溃败了下来，便渡过江跑回河南去了；而你一个人偏偏要来顶着担子坚持，使武昌城内二十万居民，为了你一个人受尽了四十天的水深火热的痛苦。你们又在武胜门外放火，烧毁了无数人家，使多数负郭居民无家可归，这无论怎样怕是该你负责的。”

——“你这样的话，”我又说，“怕不见得是出于本心。军人的天职是在保卫人民的，所该服从的命令是保卫人民的命令，要打胜仗也是为的人民；不是专为某一个人效奔走犬马之劳，不是为要保全一二人的身家性命而屠民以逞。我敢于替你把本心话说出来，你是相信着吴大帅会卷土重来，吴大帅一时是决不会崩溃。所以你能够多支持一天，你的功劳更大，你会多得一重犒赏的。”

——“我决没有那样的心，我可以对天地神明发誓！”他抢着话头来辩驳。

——“你不用掩饰吧，”我说，“这种想头是谁也应该有的。你、我也并不是圣人。不过就是为了你这一念，武昌城内外的居民，你想，是怎样地受了灾难？”

他沉默了下来，隔了一会又再说时，声音愈见和软了。

——“我们军人的脑筋很简单，”他说，“我们没有深刻的心思。”

照那语气上看来，似乎有悔恨的意思在他的脑中盘旋。我最后又问到他的家族。他说，他最挂念的是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万一“国民军”的长官肯鉴谅他，使他能够保全生命，回家奉养，他以后决不再做军人，他要做一名驯良的老百姓。

和他谈了一席话，觉得他很真率，似乎并没有什么狡诈的地方，在旧军人中的确要算是难得的一个人物。他在我的谈话中似乎也感受了好些慰藉。当我把话说完了，和他拉手告别的时候，他很和蔼地对我说，他希望能够和我再见。他说他自从失掉了自由以来，来和他谈话的人都好像法官拷问囚犯一样，没有人像我这样的和气。

和刘玉春一别之后，在第二年的夏天他终竟恢复了自由。那时张发奎在做第四集团军的总指挥，我在做党代表，我们在旧督军署的总指挥部中还见过一次面。他还记得我，同时也还记得我们那一次的谈话。但他后来的情形是怎样，是不是做了“一名驯良的老百姓”，我不知道。

二十九

政治部移到了武昌，驻扎在省议会的右半部，左侧的半部是要让给省党部的。幽囚过刘玉春的那间小房间开放了出来成为了会客室，在那东侧的一间大房间便是主任办公厅，其余的各科各股都分设在各个小房间里去了。

第二天清早，便是开城后的第三天，因为闲着，我自己便带着了一名对于战地的情形比较熟悉的副官和一名勤务兵，向宾阳门走去。那道城门离省议会最近，在那崎岖不平的一条街道上走不上四五分钟便可以看见城楼了。城墙内面的脚部，挖出很多地坑，是北军躲避飞机的工事。

出了城，先走到左手的一段高丘上去，那高丘上的一段城墙比较低，那儿便是九月初旬两次夜袭所选来爬城的地方。阵亡了的人很不少，尸首在城下暴露了足足四十天才得以收殓。我去时，尸首已经是被收殓了，但在那儿压了一个月以上，被压着的草，腐化了，因此在那青草地上狼藉着的手榴弹的残骸中，还纵一个横一个地呈出一些人体的烙印。

城濠对面也耸立着一个丘陵，丘陵顶上有一座庙宇，四围有红色的墙围着，那便是长春观，纪德甫的阵亡处了。我怅望了一会，徐徐地走下了高地，想踱过长春观去凭吊。从那城濠的石桥上踱过，在对岸的右侧现出了一个窟窿，副官指着对我说：“那便是最初一个地道，打穿进了城濠来的。”

地道工作的根据地是在长春观下负郭市街最前头的一家茶店里。那家人家几乎被挖出的泥土所堆满了。屋顶、屋壁、和堆积的泥土上的弹痕不计其数。

立在地道工作的洞口上看了好一会，我想上长春观的心事又改变了。我想缓几天等到择生或铁罗尼有了闲暇的时候，再约他们同去，好问明纪德甫阵亡时的地点和情况。因此我便离开了那儿，沿着城濠边，向通湘门方面走去。

走不好远，在城墙顶上呈现出一个缺口，副官指示着对我说：“九月下旬敌人出来夜袭的时候，便是从那儿缒城而出的。在那城濠里死了的敌人很不少，从昨天起一样地在收殓，但因为火材匣子不够，尸首还没有收完。”

收了尸的火材匣子有好多还堆积在城濠边上，没有收殓的尸也还东一个西一个地腐化得不成形状。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奇臭。

走到通湘门，城门是闭着的。城门外也还横着好些尸首，有些是我们自己的人。我冒着那浓烈的尸臭，在一些死尸间向那城门走去，在那城门洞下也横陈着好几个尸首，都是穿着革命军的军服的。尸首大都偃伏着，其中最把我打动了的，是靠着城门洞的左壁坐在地上的一个，两手叉着，头部是折叠在胸上的。这些阵亡了的勇士不用说都是受了重伤，爬到了这城门洞口来暂时躲避敌人的弹雨的；但他们的伤害很重，就要乘着夜阴爬回自己的本营都不能够办到，便睡的睡着，坐的坐着，整整地在那儿饿死了。想到他们的彻骨的疼痛，想到他们的焦灼的饥渴，想到他们的绞心的忧虑，忧虑到自己的生死和留在故乡的家族，禁不住有灼热的眼泪在眼睛里汹涌。但我那时候的感触却是没有流于感伤：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死是光荣的，他们的血是有代价的，他们是死得其所，是死而无憾。……但在七八年后的现在我写到这儿，我对于当年的夸张的感想，只能够自己对着自己冷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