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途次（第13页）

——“革命不一定要做官，抱着革命的志趣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做什么事情，一样可以革命。”

——“你打算要到什么地方？”

——“打算到上海。”

——“目前在孙传芳统制之下你能够去吗？去了你有什么事情好做呢？我看你走不到上海，你的脑袋子已经不会在颈子上的。”

择生又沉闷着了，他接着又更加缓和地说：“你对于革命的现状究竟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

——“我最大的不满意便是万事都讲‘策略’。目前革命的胜利只有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是丝毫也没有表现的。像我们政治部对于民众发出了许多的口号，但是一点也不能兑现。军事上的胜利一半是得到民众的帮助，但是对于民众的迫切要求，我们却万事都讲‘策略’。我们对于旧时代的支配势力太顾忌，太妥协了。结果民众是受了欺骗，我们自己会转化成旧势力的继承者，所谓革命只是一场骗局。”

我这样抽象地说了一遍之后，又举出了些事实来证明，同时也提到郭聘伯的逮捕这件事情来。我说：“为爱全一位著名的工贼，而失掉几万工人群众的信赖，这样的‘策略’我真是不懂。”

择生说：“你的见解是很正确的，但是实际上是旧社会的力量太大，我们的力量太弱。我们革命军的内部便有极大的旧势力磅礴着，我自己是有好多说不出来的苦处的。总之，我们和衷共济地缓缓地做去吧。凡是关于政治部内部的事情一切都可照着你的意思去做，老总不久要向江西出发，他希望着你去，但我们都委婉地谢却了。武汉的工作无论怎样是不能离开你的，我已经派了党务科长季刚去江西。你无论如何应该把你的感情抑制一下，努力干下去。我说你是感情家，并不是骂你的意思，革命家没有强烈的感情是不能够革命的。不过在目前，对内对外的策略都是应该讲的，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还有部内分出了党派的话，是有少数不良分子的流言，我自己是毫无那样的成见的。我也相信你们决不是那样腐败的封建余孽。”

他诚恳地这样说着，说得快要流出眼泪来的样子，我为他的诚恳却不免打动了，我的感情自然也就缓和了下来。

他最后又严重地下出一个结论：“总之，你在目前是不能够离开这儿的。就是代杰、鹤龄、德谟，都不许有一个人离开！你们离开了，政治部只好垮台。”

他说的话委实也是实际情形。在当时一切工作计划是由代杰经手，一切来往文电是由德谟经手，鹤龄是长于演说的人，并且又通英、法两国的语言，所以对外的宣传和交涉大抵是由他担任的。他们三个人的确是一尊宝鼎的三根柱脚，我不过是代替着择生总成其事而已。他们三个人要走了一个，政治部的事情一定会办不动。又假使我走了，他们的兴趣也是会减少的。我本来有一多半是闹着感情，听了择生的一席话把气平了下来，只好答应他又维持下去。

那一整天择生都留在汉口，我陪着他跑了好些地方，直到晚上他又才过江去了。

二十六

九月下旬，总司令部终竟移到江西方面去了，战事的中心已移到江西。总政治部有一部分人也跟着去了。各地方来归附的军队很多，凡是有来归附的军队，他们最先所请求的便是派遣政治工作人员。所谓政治工作在当时的旧军阀们看来，就好像和打出青天白日旗一样，是成为了革命军的必要的徽章。他们并不知道政治工作的真意，但很知道南军和北军在组织上的重要的不同处便是在这种工作的有无。有了这种组织的南军打了胜仗，就觉得这种东西是使军队强盛的良法，因而政治工作便成了一个时代的宠儿。各方面来归附的军队既多，所派遣到各处去的工作人员也就不少。胡公冕所带领的一个宣传大队，所有的宣传员，不久便被派遣一空。连公冕本人也就不得不被派遣到江西去了。

总司令部移到江西去后，有行营设在汉口，行营主任便是择生。同时湖北省政府也相继在汉口成立了，省政府的主任也是择生。他以一人而身兼三主任，自然很忙，因为工作关系留在汉口的时候多，顿在武昌城下的时候少了。在南湖剩下的少数政治部人员在九月尾上索性通统移到了汉口来。附属着的党红会也分遣到武汉各军的军医处服务去了。最有趣味的，是那由择生所要过江去的工贼郭聘伯又郑郑重重地护送过了江来，仍然关闭在烟草公司三楼上一间小楼房里。

政治部一搬过了江来，工作人员添多了，同时内部的负责人员也由择生调动了一下。他把编纂委员郭冠杰改任为总务科长，把属于总务科的财政股长也改换了。

冠杰是择生的同乡，也是陆军小学的同学，后来是改习了法政的，曾经在法国留过学。他因为和我是同姓，时常称我“宗兄”。他是择生最亲信的人，时常肯把择生的私话来传递给我。他初到汉口来的时候对我说：“择生时常说，宗兄很刻苦，革命性很强，择生是十分敬重的。在长沙时宗兄的工作做得很好，到汉口来的工作便杂乱得一点，自然也是局面大了的原故。”

他一接了事之后，照政治部的规定，总务科长本是有批核一切来往公文的权限的，他便把德谟素来担任着的工作一手接过去了。但他对于这层却没有经验，每天几十百件的公文堆积在他的案头不知道怎样处理。过了三天又由邓主任的命令叫把所有的来往公文仍归德谟办理。

湖北省政府在当时真正是一种鱼龙漫衍的模范政府。那个委员会五花八门地是什么人品都有。有的昨天还是罪该万死的旧军阀，而今天便一跃而成为了功高千古的革命元勋。在咸宁以后和我们一同驰驱过两天的詹大悲和李汉俊在其中要算是铮铮佼佼的第一流人物了。省政府的内部组织是分成四科，科长秉承委员会的意旨受各委员的指挥以执行政务；其中的教育科，择生要叫我去担任，连委任状都下了，是总司令部第七号的委任状。但这项委任我坚决辞退了。

我的答话很直率，我说：“我是来革命的，不是来做官的，受你的指挥我可以，要秉承大委员们的意旨我却办不到。”

——“你不干谁个好干？”

——“汉俊正是很适当的人物，你找他，他一定可以承担。他以委员而兼科长，就和詹大悲一样，办事也会顺手。”

在我明确地把意思表示了之后，大悲和汉俊也到政治部来找过我。他们起初以政府委员的资格，说要委屈我，要我一定把教育科的事情担任起来。

我仍然说：“我不愿意做官。”

大悲说：“革命政府也不能不要官，革命的官和反革命的官是不同的。”

——“不同的只是名目罢了。”我说。我在这儿索性把大悲先生俏皮了一下：“譬如你老先生担任着委员而兼任实业科长，还有湖北矿务局的局长，你老先生不和前清时代的道台一样吗？”

大悲先生不动声色地笑着说：“这是策略问题啦，你知道我们是兼差不兼薪的。”

这位先生我不知道怎的，对于他总有一种先天的厌恶。我自从认识了他以来便不高兴他，他的一切派头不外是一个官僚的模范。他老先生是惯爱讲策略的，说不上十句话便会有五个“策略”的字眼。他是湖北人，又是当时的中央委员，自从军事一进展到武汉以后，他俨然就像是邓演达的执掌鹅毛扇的军师。邓对于他也就和刘玄德之于诸葛孔明，如鱼得水了。

——“你不干谁个好干呢？”汉俊说。

——“你正好干啦，我已经向择生推荐了你。”

结果是汉俊说，他暂时为我代替着。又说他打算组织一个教育编制委员会，由省市党部的宣传科长、省政府的教育科长，以及其他适当的人物来构成，要我去做主席，但是我也谢绝了。

二十七

江西的战事没有初到武昌城下时那么顺利。旧历的中秋第六军曾经攻进过南昌一次，但受到敌人的反攻。以众寡不敌反遭了一次惨败。战线绵亘着南浔铁路一带，敌人踞着南浔铁路，以徐家埠为中心，上下策应，和他应战的有第七军、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一共好几师人，支持了许久，终不容易把敌人打破。在九月尾上孙传芳的军舰公然有两只开到了黄石港来，竟连武昌围城的兵士都不能不开了大部分去抵御。这个消息是保密的，但城内的敌人和汉口租界的帝国主义者有连络，却早知道了，乘着围城的兵力稀薄时，有一夜公然敢于派遣了一部分人缒城而出。适当其冲的是叶挺的独立团，混战了两个钟头，算把出城的敌人通统歼灭了。独立团也遭了很大的损失。那一团人经过几次的激战，所有的下级官长几乎是阵亡干净了的。

但是粮食的封锁是收了很大的效果的。武昌城有二十万人口，围到了三四礼拜上来，城内的粮食估计早已用尽了。城内的人和汉阳、汉口的人大抵非亲即友，因此汉阳、汉口二地水面上的人物们便发起了营救运动，想把城里人救出。这在本军方面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和城内费了种种的交涉，在十月初头，便有开城放出饥民的事。约定了每天上午在一定的时间内由汉口派船去迎接，船上插着白旗为号。

头一次开城似乎是十月三号，饥民为要拥挤出城，在文昌门的城门口竟挤死了两个人。那些出城的人的确是很狼狈的，据说一般没有积蓄的人在头一个礼拜便已经绝了粮。吃草根，吃树皮，吃猫，吃狗，吃老鼠，只是还没有闹到吃人的地步。有人把那饥民吃的土馒头给我看过，外皮是一种黄垢色的粘土和着一些谷糠，内面包着些狗肉和猫肉的心子，然而这恐怕要算是上食了。有储蓄的人自然又不同，但笼城期间过久，他们又有他们的焦愁和恐怖，这在事实上是促进了开城的原动力。

在那开城的前后，敌人已经失掉了斗志。城内的敌兵闹到一天只能吃得一二碗稀饭，城上的人每每有向城下的人打话的时候，他们向城下的兵士要饮食和烟草吃。城下的兵士问他们为什么不开城，他们把手棱在颈子上，表示他们的官长要砍他们的脑袋子。

但他们的官长，刘玉春和陈嘉谟，也派过私人到第八军去通过款曲。他们要求保全他们的实力回河南去，要南军让他们出城，开出一条路来让他们退走，南军不加以攻击。但这个要求是遭了拒绝。

就在这陈、刘二人想投降而尚存着观望的期中，他们的部下有一位旅长却着了他们的先鞭，首先派了人来投诚，约定了在十月九号的晚上里应外合，把宾阳门打开来迎接我们。这位旅长似乎姓刘，名字我忘记了。他的一旅人是编配在唐生智部下的。后来在武昌下游的铁路工程处成军的时候，唐、邓和我去监督，各人作过一般训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