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途次（第12页）

这儿却有一个小小的插话。

那在武昌城上所投下的手榴弹，有一颗是把武昌美术师范学校打中了的，并且还打中了一位知名的艺术评论家华林。华林当时在那儿教书，也就在那儿寄宿，那炸弹的破片打伤了他的足趾。他为此受了一些痛苦。后来在他回到了上海之后，对于革命军曾经加以诅咒，而那诅咒的余沫更曾经飞溅到我的身上来过。

飞机的威骇没有用处，继起的便是炸城，由洪山附近有掩护的地方打地道通到武昌城下去。这样的工作不免要旷日持久，武昌城外的革命军便只有采取着待命的形势把武昌包围着。

到了八号，因为汉口方面的政治工作吃紧，又因打地道的材料都要向汉口采办，非得有机关在汉口主持不可，政治部便决定了在汉口设立办事处。起初本是拟定由朱代杰去主持的，但到了一切准备都已经停当了的晚上，择生又来找着我说：汉口的事情还是要我去主持才行。于是预备好了的规模又不能不改变一下，代杰依然做我的助手，在部中挑选了二三十名精悍的同志，带了十名警卫兵，在九号清早向白沙洲出发。这一行人中，代杰、鹤龄、德谟和我，便是核心人物。

到了白沙洲时，暂时驻扎在那儿的武圣庙里，因为所要搭乘的小火轮要载第八军的军火，一时很不容易载齐。中饭是在那儿用的。由白沙洲渡过鹦鹉洲时天色已经黄昏，再从汉阳城外走过时更已经黑下来了，便点起了马灯照着走路。这个情景在武昌城上的敌人自然是看见了，隔着江便不断地有枪炮射来。枪声和炮声在夜气中响得更加透彻，但是却没有一个子弹打中。

汉水上面是搭着浮桥的，由那浮桥渡过宝庆码头时，马灯的光映在水中，水是异常的清浅。渡过汉口后当晚在旅店里过了一夜，和前两天派来的人接了头。在第二天，十号的清早，才搬进了设在后城马路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里的办事处去。

公司是有四层楼的西式建筑，楼下正中是大门，左侧是公司的门市，右侧是银行式的一个大厅，那儿在前做过银行。在军事期中是做着逆军的军需处的。楼上是旧势力的俱乐部，因此便被认为准逆产，由我们所派来的人把它查封了。在对于公司的营业没有加以妨害的范围内，我们把楼上楼下非公司的部分都占据了起来。楼下银行式的大厅便成为了总政治部的办公厅。左侧前面当门的一隅有一间小室，便作为了主任室，主要的几个人便聚集在这儿。我自己是时常在这间小室中的一尊沙发上过夜的。

当时的汉口还是旧势力潜伏着的巢穴。吴佩孚逃走后还不上十天，一般的人多相信他会卷土重来。因而市街上的大商家都还没有开市，各种报纸也都还是没改换旧时的论调。刘佐龙所领率的鄂军集中在那儿。刘本人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隐隐地以湖北的政治中心自命，对于南北两方都采取着不即不离的态度。此外，还有好些新附的军队，那在名义上虽然是自己的人，而在实质上是形同敌国。我们跳进这样的环境里去，所负的使命便是要扩充革命的认识和革命的气势，来镇压周围的敌人。

就这样聚精会神地干了一个礼拜，各种宣传机关都拉在了手里。有一种美国人办的新闻也被我们把它拉了来。民众团体逐渐地产生，民气高涨了起来，汉口的市面便顿然改了旧观。我们自己在这几天中所过的生活要算是最紧张、最有趣味的生活，晚上睡觉的时间很少，多不过三四个钟头，甚至连熬几个穿夜的事都有。

然而在这样自以为痛快的时候，却于不识不知之间惹出了很不痛快的局面。

二十四

在移到了汉口的第五天，码头工会的工友们把一位著名的工贼郭聘伯逮捕了来，这人在一年后的武汉政府时代是枪毙了的。最初送到部里来的时候，部里的同志们便主张就地正法。但在正式的规定上政治部并没有杀人的权柄，我便决定暂时把他扣留起来；一面派人到武昌去向邓主任请示，提出了他以往的罪状和我们主张枪决以镇压反革命势力的意思。

犯人送来时是清早，待到傍晚时分，突然有一营人的队伍开到了政治部的门前，对着政治部阵列着。照那服装看来，知道是刘佐龙部下的队伍。这是犯人的党羽去怂恿了刘佐龙，要他用威骇的手段来把犯人夺回去的。部里的人不免有些惊惶，因为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就只有十名警卫兵，每次派两名在大门外轮流守卫。这十人的力量无论怎样是不能和那一营人抵挡的。我自己也隐隐地怀着不安，但我想到那来的人不会便有胆量动作。他们不过是来向我们示威，我们却也不好向他们示弱。我壮着胆子叫人去传那营长。那营长却很恭顺，他一个人走了进来。我在主任室传见了他。那是一位将近五十的人，瘦削的脸上满脸都带着烟屎，嘴上有点稀疏的八字胡须，身材也不高，穿的是臃肿的北洋军服。

我先开口问他：“你们来是什么意思？”

他有点狐疑不定的神气，吃格着说：“我们不知道贵台是什么机关。”

——“什么机关？”我反应了一声，“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

——“是，是。”他愈见地恭顺起来。

——“你们来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又逼着问他。

——“听说贵部……唉……逮捕了人。”他嗫嚅着说。

——“逮捕了人怎么样？”我没等他说完又抢着诘问他，“你是来要人的吗？”

——“不，不，不，不是那样，”他连连地把两手举起来摆着，“因为外边有不好的风声，我们是奉了上台的命令来……来……保护贵部的。”

——“多谢你们的好意。但我们自己有警卫队，就有什么动静，我们自己是能够对付的。你们的军队不好这样轻易地调动，反而要惹出不妥当的风声。我请你从速把你的队伍调回去。”

那营长诚惶诚恐地便告辞了出去，接着是“立正！……向左转——走！”的号令声，那开来的队伍又从原路开回去了。

就好像是串演了一场空城计，在营长的司马懿走了之后，大家都不免笑了一场。

但就在营长退去后不上二十分钟的光景，我派到武昌去请示的人回来了，带来的邓主任的信件是很不以我为然。他说我们政治部没有捕人杀人之权，在目前革命势力还没有巩固的时分，尤其是不可任性动作。他叫我们把犯人严加看管着，再听候发落。

我得到他的来示自然不很满意；但我也私自庆幸，因为我慎重地请了一番示，要算是很能够先意承旨地体贴了上司的意旨的。一有命令不准杀，谁还敢妄杀呢？一场高兴不用说已经冷去了一半。但是剩下的一半还要冷到零度以下，生出负号来。

第二天清早，武昌方面又派了人来传达邓主任的命令，叫我把郭聘伯立即解过武昌。这个命令是表示着对于我们的绝对的不信任。他在昨晚叫我们严加看管，只隔了一夜又叫我们解过武昌。他怕我们不遵守他的命令，会要任性枪毙的。我自己很不了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捕杀一名罪恶昭著的工贼会有这样的严重。在我的意思，初到汉口来，在革命势力还未巩固的时候，正好雷厉风行地做些行动出来示威，借此也可以收揽民心；然而上司的见解和我们的却是正相反对。

命令自然是只有遵照，但在那时候要把一名要犯由汉口送往武昌却不是轻易的事情。万一路上有了差池，谁好担待呢？于是又只得把十名警卫兵，留下两名在门外站哨之外，通统派遣去，护送着郭聘伯老爷过江。门卫的换班暂时也只好用勤务兵来假充了。

二十五

事实是这样。在我们的请示到达武昌之前，郭聘伯的神通已经先到了彼岸。他的党羽在总司令部告了状，说码头工会的人任意捕人。这个消息把武昌方面的军事中枢振动了一下，就在第二天便由总司令部出过一张布告，对于民众团体任意捕人的事严加禁止。一有我的请示去，才知道那所捕的人已经移到了政治部，而且我们又主张枪决。这是很把邓主任作难了一下的。他还有更严厉的他的上司。因此，他也比我的请示还要慎重地索性把那犯人要过江去了。

事情只是这样的结束，在我虽是觉得不甚痛快一点，但也没有什么，因为逮捕的下手人并不是我们。我们虽主张枪毙，但仅仅是一个主张，而且是恭而且敬地请了示的。但不料隔了一条江水，邓主任对于我们的误解却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在十八号的晚上那时在总司令部秘书处担任着工作的蒋先云给朱代杰写了一封信来，就为处理郭聘伯的事责备他们不懂策略，办事太幼稚，同时叙及邓择生向他诉苦，说我是一位感情家。又说是我们几个四川人有点迹近把持，不应该在部中激成了广东派和四川派的对立。

十九号下午择生过江来了。到了政治部时已经是晚上，我回避着他没有直接和他谈话。他在主任室里和代杰诸人谈论了足足两个钟头，谈话的内容我没有过问。

二十号清早还在六点钟以前，择生派了人来把我请到他留宿着的旅馆里，那是同在后城马路，离烟草公司不远。

我穿着便衣走进他的房间里去，他已经把军服穿好了在等待着我的。我们在一张方桌旁坐下了。

择生带着一个愁蹙而又含着怒气的面孔问我：“你是在斗气，还是认真要不干的？”

——“两来都是，”我索性不客气地回答着：“气也要斗，职也要辞。”

在平常我们对他是很客气的，因为他是上司，凡是他所说的话都是绝对的命令，我们是只有唯唯听从的。这一次他看见我的态度反常，他就好像吞了一口热汤，闷了一下，有好一会儿没有说话。

——“在现在革命的工作异常紧张的时候你要辞职，你这不是反革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