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 大顺军的南线作战（第2页）

[31]白广恩不久就投降了李自成，这颗用白银铸造的“**寇将军印”从来没有送到白广恩手里。一九六四年该印发现于南京玉带河淤泥中，现藏南京博物馆。《文物》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二期刊有专文报道，但对此印发现于南京所作的解释有不足之处。实际情况是，后来南明弘光朝廷把“**寇将军印”授给了总兵王之纲。一六四五年五月清兵下江南，王之纲在南京投降，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该印被扔进了南京御河。

[32]各种史籍关于起义军攻占潼关一事记载很不一致。这里是根据康熙二十四年《潼关志》卷下，《兵略第八》及《孙忠靖公全集》卷首。《潼关志》卷下载杨端本《明指挥使忠烈张公传》记孙传庭退到潼关后，“越十日，贼众大至，铁骑百万，围城内外，大战自寅至午，炮轰如雷，攻愈力。城中矢石俱尽，城遂陷，兵民逃窜不可止”。情节略有不同。

[33]孙传庭死后没有找到他的尸体，因此对他的下落出现了不同说法，请参看《豫变纪略》卷六。

[34]乾隆六年《沁州志》卷六，《忠烈》。

[35]《绥寇纪略》卷九和《平寇志》卷七，记义军占领西安的时间是十月十一日；《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记于壬申（十二）日，《国榷》卷九九记于癸酉（十三）日午时。根据康熙七年《咸宁县志》（咸宁是西安府的两个附郭县之一）卷七，《杂志·祥异》；《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所收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兵部为塘报贼情事》；《明清史料》辛编，第九六三页，都确凿地证明占领西安是在十月十一日。

[36]见《绥寇纪略》卷九和《见闻随笔》。但这两部书还说义军进入西安时，“放兵大掠三日”，然后才下令安民，显然是出于恶意造谣。据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兵部关于义军占领西安和陕西其他地方的塘报，引述原先监禁在西安府狱中被起义军释放逃出的人和经潼关逃来的贩花客人的口述，丝毫没有涉及“大掠”的情事，其中只说：“贼令省中（指西安府）的民站一边，宗室站一边，家丁站一边；贼将宗室杀死，已行安民，将家丁跟随贼营等情。”可见，义军入城后在掌握政策上泾渭分明，受到严厉打击的是朱明王朝的宗室，并没有损害普通百姓；明朝将领的家丁娴熟弓马，收入义军军营既增强了兵员，又防止了他们在地方上为非作歹。

[37]乾隆九年《直隶商州志》；乾隆十一年《雒南县志》卷十，《要事》。

[38]李自成进军陕北过程中在米脂祭墓这件事，许多史籍都称之为“大合群贼，戎马万匹，旌旗百里，诣米脂祭墓”（如《绥寇纪略》卷九、《国榷》卷九九、《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平寇志》卷七）。把李自成亲统大军北征描绘为专程祭祖，大摆排场，是非常错误的。

[39]见《绥寇纪略》卷九等书。谭吉璁《延绥镇志》作“升米脂县为天保府，治天保县，南割清涧以上，东割山西之永宁、宁乡、临县、保德、河曲属焉”（卷五之四，《纪事志·僭国列传》）。

[40]乾隆四年《内黄县志》卷十四，《人物·忠节》；《明史》卷二九四，《司孔教传》。

[41]参看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七八页，《原任总兵白广恩揭为恭谢天恩披沥苦衷仰乞垂鉴事》。

[42]见《绥寇纪略》卷九；《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六。《豫变纪略》卷六说，陈永福在郏县战败后就投降了李自成。自成命他为先锋，“仍张其旗帜蹑官军后袭潼关”。这种说法同有关潼关战役的可信史料不符，疑不可信。

[43]胡秉虔：《甘州明季成仁录》卷四。

[44]同2。

[45]康熙十九年《安定县志》卷五，《风土·灾变》。

[46]康熙二十六年《金县志》卷下，《宦绩》。

[47]《明史》卷二六三，《林日瑞传》；《横云山人史稿·林日瑞传》。

[48]康熙二十五年《兰州志》卷三，《杂记志·拾遗》。

[49]王鸿绪：《横云山人史稿·林日瑞传》。按，这句话在《钦定明史》中被删去。

[50]《绥寇纪略》等书，都说义军攻克甘州时“杀居民四万七千”。清胡秉虔辑《甘州明季成仁录》引《天山雪传奇》，说死者只有一万多人，并且认为这个数字比较可靠。义军攻入甘州后，经过了一番巷战，死的人多一些本在情理当中。封建史籍常常诬蔑农民军“嗜杀”“屠城”，多系造谣不实之词。甘州的记载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

[5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二，《陕西八》写作祁廷楝。这里是根据乾隆十一年《西宁府新志》卷二八，《献征志》。

[52]大顺军把祁廷谏押解到西安后，没有及时惩处，后来清军攻占西安，祁廷谏得以逃脱，投靠了清朝，授以世袭指挥使。见乾隆《西宁府新志》卷二八，《献征志》。

[53]关于李自成在西安建国的问题，一般史籍都说他当时称的是大顺国王，到同年四月二十九日才在北京称帝。但是有一些记载和迹象表明，李自成在西安时可能已经称帝。如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六三记：“自成遂以西安为都，僭称皇帝，国号大顺，改元永昌，百官礼乐悉遵唐制。”有的书上说李自成自称大顺国王，却追尊七世祖为帝，妻封皇后，未免太不合情理，两者必有一误。这个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请参看拙稿《从永昌元年诏书谈到李自成何时称帝》（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年第六期）。

[54]雍正十年《肥乡县志》卷二，《事纪》。按，关于大顺朝避讳的规定，各书记载不尽相同，以《肥乡县志》最明确。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僭国列传》，记自成曾祖名世辅，讳为世辐；祖父名海，讳为每水，父名守忠，讳官衷；自成讳作奋戚。如果《肥乡县志》所记确为大顺政权当日颁布的诏令，那么，自成曾祖名世辅的说法就不可信了。另外，县志中所列十字中的“受”字，疑为守字之讹。

[55]《甲申传信录》卷六。

[56]冯甦《见闻随笔》记“确山伯王根子”；康熙《延绥镇志》记“王俍智为确山伯”。良、根形近，智、子音似，大约是王根子投降大顺军后以其名不雅，改为良智。谭吉璁在《延绥镇志》里，凡遇良字均写作俍，如左良玉也写成左俍玉。

[57]乾隆六十年《钟祥县志》卷二十，《杂记》中云：“甲申，僭封陈荩为京山伯。”按，陈荩时任大顺政权扬武州（明承天府，今湖北钟祥）防御使，在镇压地主阶级叛乱中功绩显著。

[58]封爵的记载主要根据《绥寇纪略》和《见闻随笔》，参考了一些档案文献，大顺政权所封的爵位，史籍中漏载和没有查到的还有不少，比如康熙二十一年《山西通志》和雍正七年《临汾县志》，都记载李自成曾经派恒山伯（一作衡山伯）驻守平阳府，恒山伯的姓名就不清楚。《甲申传信录》卷六，说李自成封明朝投降总兵牛成虎为伯，伯的封号尚有待于查考。此外，李自成建国以后还给一些明朝投降将领封爵，如马科封为怀仁伯，见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59]《国榷》卷九九。《清世祖实录》卷二五作“山西临汾知县、伪授两河巡按御史刘达”。两河即河南省。

[60]《明清史料》丙编，第三本，第二五二页。

[61]康熙《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僭国列传》内，说大顺政权“分天下为十二州，如舜典焉”，无法从各种史料里证实，疑为传闻之误。又《延绥镇志》等书云自成改“布政曰统会使”。从现在所见到的大顺军政权地方官员材料来看，节度使和防御使可考者甚多，独不见有何人曾任何地统会使，疑不确。郑廉《豫变纪略》卷六，述自成西安建国时“有六政府、安抚使、防御使、权将军、制将军等号”，并云有一山西人原为明朝汝州知州，“降于贼，后为伪安抚使”。考大顺政权所设官职，无所谓安抚使，当系节度使之讹。明后期冗官甚多，地方上省一级文官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布、按二司又有参政、副使等副职，大顺政权唯设节度使一人，当有裁冗就简之意。

[62]《甲申传信录》卷五。《绥寇纪略》卷九说，大顺政权“易印为信”。

[63]目前所知大顺政权印信实物有夔州防御使符，辽州、金乡、清源、仪陇、工政府屯田清吏司的契，长方形的“通政司右参议之记”；另有永昌元年十二月造的“三水县信”和铸印时间不详的“商洛防御使信”。估计可能是李自成败回西安以后，各地符、契丧失太多，为了防止弊病，重新颁发了官印，改符契为信。参看《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八○年第一期，载罗福颐《李闯王遗印汇考》。

[64]例如镇守大同的张天琳就是位制将军；后来清军还缴获了大顺政权铸给的“榆林制将军”银狮子纽大方印一颗，见《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第五四○页。

[65]《绥寇纪略》卷九。

[66]《鹿樵纪闻》卷中，《关西二烈》条。

[67]见《绥寇纪略》卷九。然而到目前为止，所见到的永昌通宝只有小平钱和较大的当二钱（？）两品。究竟有没有当银一两和当十的大钱，尚存疑问。

[68]《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七；《绥寇纪略》卷九。又，康熙《延绥镇志》记：“出题曰：道得众则得国。”

[69]《国榷》卷九九。按，檄文发布人自称“倡义提营首总将军”，估计是刘宗敏，但这个头衔还没有见到其他可以印证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