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回 清军变仁义之师 闯王成末路英雄（第2页）

二人下山后，先过峨眉，继至夹江。王自贤发现沿途市镇乡村都已呈现出憔悴凋敝之像，远不及上山时繁荣热闹。

夹江知县王宏道认王自贤为同宗，迎送甚谨。王自贤问及民间疾苦并表示：“如有可陈之事但说无妨，兄当向大西皇帝代奏。”

没想这一腔话，却引出王县令满肚皮苦水，他说：“目前便有一件弊政。近奉诏勒派士子入京乡试，不赴者与邻里同诛，家产抄没，妻女充院，子弟为奴。这是何等苛刑？目前本县的缙绅之家都已穷困不堪，世乱年荒，米珠薪桂。入京乡试一次需银至少十两，告贷不易而道途险恶，行路尤难。不去，则刑酷如此。本县应赴试者五十余人皆来泣诉请免，皇命在上，末职如何敢免？只有代为劝募旅费，不足，连末职的俸银都贴了出去。然后百般劝慰，恳求生员们上路。自来科举的目的，便是为朝廷甄选人才，与去年因新朝人才不敷任用，强征乡绅情形不同，岂有牛不喝水强按头的道理？”

王自贤说：“如你所言情况属实，自然是大失人心的弊端，我一定代为转奏。”

王宏道又说：“末职手里，还有一件难办的苦差事，也请新都王代奏乞免。”

“无妨，你都一并说来。”

“前明洪熙年间，蜀王朝拜峨眉山，路过夹江县城，知县以新鲜荔枝进献。蜀王觉得味美可口，遂定为例贡沿袭至今。其实夹江根本不产荔枝，知县献给蜀王的荔枝是朋友从有名的荔枝出产地合江带来送他的，恰巧遇上蜀王到此，便拿来待客。被蜀王亲口定为例贡后有苦难言，只得每年派人去合江采购荔枝，然后以夹江名义送往成都。”

世间竟有这等稀奇事，听得王自贤和陈国舅哭笑不得。

王宏道继续说：“每年秋初荔枝熟了，乘露水连枝摘下，派脚快差役昼夜兼程，三天之内务必赶到成都，迟则腐烂变质。而眼下处处兵荒马乱，道途受阻，送荔枝到成都甚为艰难危险。如今蜀王虽是没有了，例贡却照常。只不过送进了西王宫，此差原本就该合江办理，若还不能免，也请改归合江供差。”

王自贤颔首，答应代奏。

李自成再也没有机会像张献忠那样考虑制订他的治国役民语录了。此时的李自成已经走到历史舞台的边缘地带，跌落到了人生的最后关头。

自3月19日大顺军入城，到4月30日李自成仓皇撤离北京，其间不过40余天，由其出演主角的这场历史悲剧却越演越烈。

5月2日上午，故明遗官早已出迎朝阳门外五里，等待吴三桂护送明太子朱慈烺回归京师。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京城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说吴三桂在山海关一片石大胜李自成，夺回了被李自成胁迫随军出征山海关的崇祯太子朱慈烺。兴高采烈的北京士民争先恐后出城大排皇帝法驾，准备迎接太子入城为君，重复大明江山。

直到中午临近，才看见远处尘土飞扬，一彪人马由远及近。刚刚经历了一场切肤之痛，从地狱中活过来的官员们顿时跪候路左，眼泪汪汪地准备向明太子伏地磕头，高呼“万岁”，谁知迎来的既不是吴三桂、更不是明太子，而是后脑勺上吊着一根长长“猪尾巴”的清军统帅多尔衮。

众官大惊之余，立即转换过脸色，调整毕心态，照样恭恭敬敬一丝不苟地叩头，恭请多尔衮下马，改乘原本是为大明太子准备的御辇进入北京城。一路奏着欢快的喜乐，由长安门进了紫禁城。

多尔衮也不太和这帮大明遗官讲什么客气了，直接进入遍地瓦砾的紫禁城，来到尚未被大火焚毁的武英殿升座。故明官员、宦官及宫人叩拜者，有资格来的全来了，没资格的也都想着法子挤进来给大中国新的统治者磕头问安，人数之多竟达七八千名。

明清易代，势不可挡。清军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农民军的胜利果实，究其变故的原因，首先应归于吴三桂林之引狼入室。

吴三桂为什么要冒着汉奸的罪名，请求清军入关呢？

李自成在西安便已称王，如能有明太祖朱元璋或是汉高祖刘邦那样的雄才大略，再加上一点好运气，当个堂堂正正的开国皇帝，再让儿孙们保住江山，那么以后几百年的中国历史，想必不会是现在这样的写法。

虽然刘汉王朝，朱明王朝都逃脱不了“兴勃亡忽”的历史轮替周期律，但毕竟也还是几百年的江山一统。

相比之下，李自成完全拥有了开元建国，一统天下的各种条件。清王朝官修《明史》称赞他“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个人的生活作风至少比史书上记载“日御数女”的张献忠强着一头，说明他的个人品质，也完全符合礼贤下士、收拾民心、励精图治和取威定霸的帝王要求。特别是他由一名边地驿卒投奔农民军，经过近20年生死搏斗成长为农民军统帅，指挥百万大军横扫中原，攻陷北京倾覆明室，其英雄气概和龙虎之威，与刘邦、朱元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李自成却被一个小小的叛将吴三桂和匆匆忙忙从辽东赶来抢劫的部落酋长多尔衮打得一败涂地。山海关大败，北京城保不住，连西安也不能守，最后演出了一曲历史的悲剧，他自己就出演了这出大悲剧中的头号主角，而且正如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里所言：“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民族的悲剧”。

一个人竟然能够把偌大一个汉民族，全给带到沟里去了！李自成悲剧的原因何在？自清初以来说者纷纭，唯明清著名诗人、历任翰林院编修、东宫讲读官吴梅村（笔者注：前明成都县令、大西国户部尚书吴继善的亲弟弟）在长诗《圆圆曲》中所谓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一说最为流行。诗人以诗述史，叙述吴三桂的爱妾、著名苏州妓女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霸占，吴三桂大怒，降清引兵入关，攻陷北京夺回圆圆。此说不仅轰动清初文坛，而且引发后人作了几百年的考证索隐。《圆圆曲》对陈圆圆与吴三桂两人从相遇到定情、离别又重逢的传奇经历，进行了艺术性的描绘，将“红颜流落”的历程与吴三桂林投降清朝，背明而亡国，以及明清鼎革的历史事件紧密结合，娓娓道来，曲折深远。

但是，倘若将大顺政权在北京的骤兴骤灭和满清政权入主中原的责任都记在吴三桂身上，也未免过分抬举了这位“视君父曾不若一爱妾，北面敌国以取藩封”的边镇枭雄。实际上，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所采取的种种举措，充分体现了大顺政权的胸无大志和诸多失误。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早在西安发布的《登极诏书》中，李自成便对崇祯皇帝的失败表示了很大的同情，说大明王朝“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与崇祯皇帝自己所谓“君非亡国之君，而臣皆亡国之臣”的说法不谋而合。

当大顺军在李自成的率领下攻进北京城之时，崇祯皇帝又留下《血书遗诏》怒气冲天云：“可将文臣尽行杀死。”

文臣个个自幼诵读圣贤之书。他们本着《大学》中“三纲领，八条目”的人格修养要求，走着修身治国的道路，以此自命为救世之主；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使他们脱离实际，从来得志者少、失意者多；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发挥良知、良德和自我慎独的追求，使他们放弃为稻粱谋而成为空谈心性的无用之才投入官场，混迹于儒家末流之中，一反儒学自我反省与追求完善的道德要求，或极尽虚伪和掩饰，或披着儒学道统的外衣，参与阴谋污浊的政界恶斗；人性扭曲政治败坏，营私攀缘利益苟合，最后与专制君王们一道编织出一个又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网结。

这种恶劣的现实使农民军领袖们很容易厌弃那帮丑恶多端的旧官吏。当李自成攻入北京进入紫禁城之初，明朝前来朝贺的京官便高达数千名，而那些等着新朝明主眷顾的地主官吏更是不计其数。当然，新政权的运转离不开他们，社会秩序的维护也少不了他们，所以对他们的招抚利用，直接关系到新生政权的生死存亡。

可是，李自成又是怎样对待这批明朝官员的呢？

据相关资料记载，仅1639年（崇祯十一年）3月23日，于午门外听用的明朝旧官便达四千余人。但是，被大顺政权录用的仅有161人。其中明原翰林院、詹事府官员49人、科道官员27人、六部官员65人、其他衙门官员20人，多达近四千官员的饭碗被打破。一些未被录用的明朝官吏向宋献策要工作做，宋破口大骂：“不杀你们这些家伙已经算是便宜的了，还能养着你们？”前宰辅、大学士魏藻德等直接求见李自成，李竟疾言厉色地责问他们，为何不去为崇祯皇帝殉节？一些文人为求得新朝录用不顾脸面，纷纷作《陈情书》《自荐书》，声称，“得一仁人收拾天下人心，胜精兵十万可知也”。表示愿效“殷人从周，为大顺效犬马之劳”。

现实是，新生的大顺政权急需人才，那些期待明主眷顾的文人，为了使自己在实施变节行为时多少心安理得一些，也竭力为自己投顺新朝制造出种种理论依据。可是李自成却被左右一片“文臣个个可杀”的言论蒙蔽了双眼，将他们一概排斥在外，这应当是大顺政权在北京犯下的最大的致命错误。这一点，他倒是与在《血书遗诏》里留下“可将文臣尽行杀死”旨意的崇祯皇帝不谋而合。

不过，令后人无不称奇的是，三个月后打下成都，坐上大西国皇帝宝座的张献忠，提出的却是“要文官不要武将”的政治主张。他甚至明确指示文武大臣，凡是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只要不跳出来和大西政权作对，一律由政府花钱养着。

当然，让李自成最终与天下文人为敌的，还有他对明朝官吏大肆进行的“追赃助饷”这一血腥活动。由刘宗敏主持的“追赃助饷”所搜刮的银两高达7000万两之巨，比明朝政府在富庶的万历初年旧饷额银496万两，超出14倍以上；比明政府承平之时太仓年收入400万两白银，多出17倍以上。崇祯皇帝弄得天怒人怨的“加征三饷”，总数才不过2000万两，结果导致人亡政息；李自成仅在北京一城之内，就追出白银7000万两，其追夺程度之酷烈，其豪敛后果之严重就可想而知了。

面对这种严重的局面，刘宗敏竟声称：“军者所恃以攻取，少失意，则不为我用；若民，则我已制其肘腋，设有动疑，闭门分剿，为烦金鼓，一时可尽。且军兴日费金，若不强取，安能办给？”正是在这样的错误逻辑和理论导向之下，大顺军士兵也借“追赃助饷”的机会掳掠民财，“其囊中多者五六百金，少者亦二三百金”。

与李自成截然相反，多尔衮则成功地把清军打造成了一支“师出有名，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刚进北京，他便向前明官员、耆老、军民发出为崇祯皇帝服丧的告谕，宣称：

流寇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纠集丑类，逼陷京师，弑主暴尸，括取诸王、公主、驸马、官民财货，酷刑肆虐，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我虽敌国，深用悯伤，今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即着礼部，备礼具葬。

告谕一下，前明遗民一片欢腾，出现了“谕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云。”深感清军此举“振古铄金”，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向，顶礼加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