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第2页）

我回头："真想听。"

老人家沉默了几秒，把老花镜摘下来搁在桌上，那着蒲扇冲旁边的矮凳敲了敲："坐下说。"

我在矮凳上坐下来，打开采访本。他把收音机往旁边挪了挪，把茶杯端过来抿了一口，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在这条街上住了四十二年。我儿子在这条街上长大的，现在他在城东买了房，让我搬过去一起住。"

他顿了一下："我不搬。这是我的家。"

我握笔的手停了一下，然后记下来。

"您家里几口人？"

"就我一个了。老伴走了三年。"

"您觉得拆迁办那边给的补偿标准合理吗？"

"合理个屁。"他声音不大，但笃定，"我打听过了，隔壁区同地段的标准比我们高了两成。说是什么统一标准，统一个屁。他们就是欺负我们这条街都是些老头老太太没人闹。"

我没有急着追问，只是让他讲。他从补偿标准讲到老伴生前种在院子里的那些棵树，说每年秋天一开花满院子香，说搬了之后不知道会不会被推掉。他讲得很慢，夹杂着长久的沉默和偶尔的叹气。

我把能记的都记了。本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两页。

临走的时候他站起来送我到院门口，指着巷子深处说："你往前走五十米，左拐第一家，住着个姓徐的小孩，我记得他媳妇快生了，这些天因为拆迁的事急得不行。你再去问问看他愿不愿意说。"

我说了声谢谢，把那棵桂花树的事单独记了一页。

往前走了五十米左拐，院门虚掩着。我敲了三下，一个年轻男人来开门，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穿着背心裤衩，脸上带着熬夜的黑眼圈嘴里叼了根牙签。我主动报了身份，他犹豫了一下，往屋里看了一眼，回头说："进来说吧，别站门口，热。"

徐哥是这条街上最年轻的住户，在城东打工，去年才把媳妇接过来。房子是租的，但房东说拆迁之后他得搬走，补偿款跟他一毛钱关系没有。他媳妇的预产期也就剩一个月了，搬走的话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落脚。

他说到最后嗓子有点哑，低头搓着手。

我全程没打断他，只是偶尔点头回应。最后合上本子的时候，他说了一句："那你写出来有用吗？"

我看了他三秒，说："可能吧，我尽量。"

他苦笑了一下，像是早就知道这个结果。我站起来告别，他送到门口，又补了一句："隔壁张阿姨家的女儿读高中，复习资料堆了一屋子，这马上也要高三备考了，也是愁的不行。"

我把张阿姨家的门牌号记在了徐哥那页的空白处。

从老街出来的时候已经快下午四点了。我在巷口买了一瓶冰水，坐在公交站台的塑料椅上喝完，把今天记的采访内容从头到尾翻了一遍。

刘婆婆没在家、扫地阿姨拒绝了、抽烟的大叔抱怨了几句关门了。第四第五家都是类似的情况，愿意坐下来聊的只有评书爷爷和徐哥，但这两个人的口述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方向——补偿标准不一致是老街居民最大的不满，而搬迁后的安置问题则是压在很多租户心头的石头。

我在本子空白的一页写了一行字：切入点——标准不一致与安置困难。然后合上本子。

公交来了。

我上车，还是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子慢悠悠地驶离老街。后视镜里那条灰扑扑的巷子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一栋新建的楼盘后面。

回程的路上手机震了一下。

江潮："怎么样了？被骂了吗？"

我打出两个字："还行。"三秒后又补了一条："有进展。"

江潮发来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

我把手机放回兜里，靠着车窗闭了一会儿眼。后颈的抑制贴已经快没什么用了，得赶紧换掉了。

今天太累了，连脸红的力气都没有。

但下车的时候我忽然想起评书爷爷说的那些棵树。秋天到了应该很香吧，等他搬走了就没了太可惜。

我停了一下，在手机备忘录里打了一行字："明天再去一趟，给树拍张照。"

然后我背起包往宿舍走，八月的晚风迎面吹过来，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