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献给我的同学（第1页）

我的大学——献给我的同学

——献给我的同学

一

我在跟风说话。风啊，风啊，大草原的风啊，快点把秋天接来吧，要不它还得七昼夜才能到来。

七天后立秋，那天，我们发毕业证。大学，虽说是函授的——被许多人称为“寒大”——寒酸的大学——毕竟是大学。现在谁不知道，要是没有大学文凭，简直就像当年家庭出身不好一样，往哪儿一站先就矮了半截。文凭和年龄，成了最值钱的两样东西，没见上上下下，各行各业都有人在弄文凭，找年龄？念过几个月的，算成几年；相当大于专的，想法弄成本科；肄业的要改成毕业；有的好像并没念过什么大学，不知怎么也找回了文凭。找年龄的就更有趣，为缩小一岁，把五十年不见的父老乡亲就请出来作证了，说当年参加革命岁数太小，怕不要才瞒了两岁。确实有人瞒了，可也着实有可笑的事，把岁数找回之后怎么比他弟弟还小一岁了呢？其实说这些与我何干，反正四年已经熬完，再有七天，文凭就要到手。为我高兴吧，大草原的风，立秋是我的节日。

我太偏爱秋天了。因为生命和事业的夏天是在狂热和愚盲中渡过的吧，觉得只有秋天才真正属于我。因为偏爱秋天，我才先于秋天来到草原——草原的秋天来的早，比我们军区机关所在的城市要早二十多天，来草原我就可以比别人多和秋天生活些日子。可是，来去匆匆才几天。转乘一次火车，又转乘汽车，然后才乘走马奔进草原。潮水般的创作**刚刚涌起，战友却从机关打来长途电话叫我回去领毕业证，还有，司令员和政委要接见机关参加函大学习的全体学员，并合影留念。这可不是小问题，这说明领导已承认“函大”毕业也算大学生啦。赶回去是绝对应该的，但我还是决定不回去了。学习占去了许多写作的大好时光，还是抓紧写吧。我刚埋下头，又来了封电报：“发毕业证第二天我即举行婚礼，恳请证婚人务必参加”是柳鹏拍的。柳鹏可不是部队战友，是地方一个奇特的小伙子。四年当中，多少友情和甘苦哇，无论如何不能冷了这位学友的心。我这才停笔上马，急急往回赶。

二

我在跟火车说话。乘定们差不多都睡着了，若跟没睡的人说话，会把大家惊醒的。

来时也是乘坐的这次列车。坐这样的车怎么就不困呢？睡不着，就抽起了烟。

列车长忽然在我的卧铺边站住了，我以为是来制止抽烟的。他打量着我问：“你叫什么名？”我说了名字，他又盘问：“工作单位？”我说了单位，他还问：“到这么偏僻的地方干什么？”好像我是越境特务。

原来我掏烟时不小心把函大学生证从衣兜里抖掉了。多有意思，列车长也是我们同一个学校的函大学生。这么遥远的火车上也有同学！我们很快兴致勃勃谈到寒大的甘苦。

我们“寒大”寒酸是寒酸，但什么人没有？省委的、市委的、电台的、报社的、演员、医生、教师、工人、战士、警察、商店职员、作家、部长也有，还有“个体户”。可称上世界之最的是，有人已当了五年大学助教还参加了我们的学习，不然到死他的档案里也只能填中学文化程度。

每月一次面授。一到那天，你瞧吧，同学们从各个角落赶来，乘公共汽车的，骑自行车的，个别还有步行或坐小轿车的，有的大单位如省市党政军机关学员多派大客车送的，像千条小溪汇在“省大”校门口，涌入可容纳两千人的礼堂——我们的课堂——世界最大的课堂，这是我们唯一可和正规大学比大的地方。

我们机关在整个省城不算最大的话也不出前两名，念函大的人又多，所以每次面授不可能没有大客车送。可有些事就是怪，往往交通工具越方便的倒常常迟到，而那些连自行车也没有的步行者却每每提前二十分钟甚至半小时。

那次，我们的大客车又迟到了，三十多个军官“寒大”生悄悄溜进礼堂，打了败仗样弯腰四顾，寻找空位子。我愿意坐后边，我就在后边发现了两个空位。我坐过去，刚想回身给还没找到位子的战友打手势，忽然发现不是两个空位。另一位置坐着个小孩，头和椅背平齐。前几次我见过一位坐手摇车来听课的，却没见还有小孩，不免有些吃惊。当然我也不是没听说过有五岁或十来岁就上大学的神童，可我们中文函大绝不是吸引神童的地方。

浩大的课堂，竟像电影演到轻易不让普通观众尤其是小孩们看的那类镜头时一样静，只听周围一片笔尖沙沙划纸声和极少几次抑制过的咳声。

“关关雎鸠，在河之舟，窈窕淑女，君子好仇……”

老副教授在讲《诗经》。上次面授时听说，他已讲了近三十年课，刚评的副教授，所以兴致很好，额头和眼镜片同时在日光灯下闪亮。

“美貌、文静、贤淑的女子，有地位有身份的男人都愿意追求。这个‘仇’是通假字，同‘求’，追求的求……”他用毛笔在现代化的幻灯玻璃上写下一个很帅的仇字，又写下一个不怎么帅的求字，一按电钮，这两个字立刻双双映在副教授背后的大字幕上，产生了一个君子正在追求一个窈窕淑女的效果。不知他是否把这当成了得意之笔，反正兴致更高了。

“‘窈窕淑女，君子好求’，在座的窈窕淑女和君子们也不少。你们想想看，是‘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吧？古今一想，不过八十年代的淑女不怎么文静，喜欢蝙蝠衫，牛仔裤，爱跳迪斯科。这也没什么，当代君子们照样‘好仇’，而且敢在大庭广众之下‘仇’！”

一阵上千个声音交响的大笑轰堂而起，课堂效果佳极了。

“求个球！”这个只有我听见的声音来自身边。我侧头一看，身边坐的哪是小孩呀，是个前鸡胸后罗锅的小伙子，头和胸大小差不多，矮瘦得实在令人可怜。他正往课本上划杠杠，顺嘴溜出这么一句。看来他极严肃，不喜欢笑话。

我的心思被搅乱，不住拿眼溜他。他笔记记得极认真，字写得不算好看也不算难看，书皮包得很整洁，笔记本像帐簿子式的。这样的人怎么也来念大学呀。这个让人心疼让人怜悯的形像使我更加感到别人管我们函大叫“寒大”是多么贴切。

趁课堂再次响起笑声的空隙，我实在忍不住提前问了他：“您在什么单位工作？”

他拿怀疑的眼光瞟瞟我，我马上反省自己是否流露了怜悯的居高临下的口气。没有。倒是充满了好奇。对一个残疾人使用好奇的眼光和语气也是不尊重。我忙用平等的口气首先自我介绍了单位和姓名。他的态度改了些，但仍带着尊严反问：“你想买什么还是想卖什么？”

问得实在突兀，我以为他对军人有什么固有的敌意，又连忙解释：“什么也不买也不卖，想跟你认识认识。我是搞文学创作的，喜欢了解人，职业病。”我将自己的姓名、单位和电话电码写给他。

情况立刻变了，轮到他向我解释：“对不起，我不是在讽刺你。我是我们厂推销员兼采购员，总得想推销和采购的事，每天都有人和我谈这方面的事。”

“国营还是集体的？”

“大集体。”

“大集体推销员用念中文系？”

“推销和采买我都烦透了。”

“那……为什么？”

“你可别以为我吹牛。不是吹牛，离了我，厂子就得亏损。所以他们拚命给我好处，哄我干！”

“你为什么不愿干？”

“别谈为什么不愿干了，越谈越不愿干！”

“都给什么好处使你勉强干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