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毛文龙埋下杀身之祸（第1页）
杀毛文龙埋下杀身之祸
这位毛文龙，也是当时的一位奇人。他的祖籍在山西太平。因其父到浙江杭州做生意，毛文龙生在杭州，便落籍杭州府仁和县。一般人都认为毛文龙是杭州人，而实际上他是个地道的山西人。
毛文龙虽生在杭州，但仍像当时的许多山西人一样，天生不爱读书，也不事生产，而是阅历江湖，空口谈兵，属于无赖不正之徒。到后来，他出走投奔他的叔父毛得春，世袭其职充百户，开始到军队中去发展。到天启元年（1621），他已是巡抚王化贞手下的练兵游击。
也就在这一年，毛文龙策动后金的镇江（九连城）守将陈良策反正，一举占领该城，侥幸成功。这次胜利被广宁巡抚王化贞称之为“镇江大捷”。王化贞立即组织兵力，准备一举剿灭辽东，结果是无功而还。不久，镇江城也被后金收复。
毛文龙因有“镇江大捷”，而被提升为副总兵，累加左都督。天启二年（1622）春广宁失守、辽东全线崩溃之后，毛文龙及其据守的皮岛就显得重要起来了。此年六月，朝廷在皮岛设东江镇，再升毛文龙为平辽总兵官，挂将军印，赐尚方剑。除皮岛这一基地外，毛文龙当时尚占据着朝鲜境内的铁山，设有营寨。
毛文龙一心一意经营他的东江镇。这皮岛（椴岛）居鸭绿江口之南，离朝鲜本土仅一水之隔，地理位置险要。岛上居民多是从辽东逃出来的汉人。毛文龙便招募一批手下，做他的“海外天子”。
平心而论，毛文龙仍是明朝的将领，因为他确实在打击后金，牵制敌军，而且还常常上书朝廷，慷慨激昂，说些中听的大话。如他在天启三年（1623）曾上书兵部，说“得饷百万，明年可以灭奴”。实际上他根本做不到。两年之后，他又说：“两年之间，有不平辽灭奴，复三韩之旧业，甘治欺君诳上之罪。”这些大话，他说了不少，不仅魏忠贤爱听，一般人也喜欢听。对于一个这样的朝廷来说，能说些大话的人毕竟还是有用的，至少符合气可鼓而不可泄的原则。况且，毛文龙也做了一些实事，为辽东的战局起到了某种牵制作用，尽管他把斩杀六人说成六万之众等等。
话又说回来，明末说假话、大话的人，也并非毛文龙一人，至少是真正说真话的人不多，因为朝廷上下愿听真话的人本来就不多。事实上，就算毛文龙不说大话，他也承担不起收复辽东的重任。朝廷的大军在关外尚且节节败退，何况毛文龙这样的乌合之众。
或许毛文龙本人就十分明白这一点。因此，他一方面不断与朝廷吹些大话，要官要饷，另一方面，也实实在在地为自己做事。他不断地要饷，不免也吃些空额，落入自己腰包。更严重的是，他还利用皮岛的地理优势和军队的特权，做些生意赢利，经营的商品中也有不少是违禁品。他还代朝廷征收过往商贾的商税，但不上缴。总的来说，毛文龙在皮岛，兵练得不怎么样，但钱赚得还可以，很有些经济头脑。
毛文龙赚的钱，除落入自己腰包外，开支也不少。手下的一大帮兵马要靠他养活，指望朝廷有时候也的确不可靠；朝廷那么多官员也得罪不起，需要打点。毛文龙在这方面从不吝啬，朝廷上下拿他钱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人帮他说话。毛文龙的最大问题是得意忘形，失了分寸，忘了自己的身份。他总以为朝廷没有了他，辽东局势就会如何。他还以为他上下使了钱，朝廷的官员就都会帮他讲话，奈何他不得。在崇祯帝刚即位的天启七年（1627）九月，毛文龙上了一个措辞激烈的奏疏，说他“七年苦楚，百事勤劳，有不平者五事”，具体而言，则是衣服不足、待遇不一、赏罚各异、抹杀战功、传言不断等等，最后甚至以辞职相威胁。崇祯帝拿到这个奏疏后，不明真相，想想毛文龙也真是不易，便下了一个令毛文龙浮想联翩的诏书，称：
“文龙远戍孤悬，备尝艰苦，屡建捷效，心迹自明。东顾方殷，岂得乞身求代。还宜益奋义勇，多方牵制，以纾朕怀。”
崇祯帝的这种态度，无疑更加刺激了毛文龙的狂妄自大，以致发展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后人在后金的“满文秘档”中还发现了毛文龙与后金往来的密信。毛文龙在密信中曾与皇太极议降，提出所谓“尔（指皇太极）取山海关，我取山东”之类的投降条件。假如这些档案的真实性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历史真是开了个大玩笑。因为明末不少人认为，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就是为了投降后金，没想到毛文龙却曾有过降后金的举措。这真是冤杀了袁崇焕！
毛文龙此等狂妄，自认为朝廷缺他不可，不料朝廷新任命的辽东总督袁崇焕也是个敢作敢为的人。这位当时尚深受崇祯帝宠爱的袁崇焕，原本就与毛文龙有矛盾。在任辽东巡抚时，袁崇焕就曾提出撤销东江镇的建议，朝廷没有采纳。在天启七年（1627）皇太极出兵攻击皮岛时，袁崇焕的救援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慢了半拍，令毛文龙吃了大亏，丢掉了铁山大营。袁崇焕也因此事而被毛文龙在朝廷中的那些代理人猛烈攻击，最终乞请致仕归里。
袁崇焕此次重掌辽东帅印，毛文龙的问题当然是绕不过去的。所以，在袁崇焕赴辽之前，大学士钱龙锡曾问及袁崇焕赴辽后的具体方略，袁崇焕明确表示：
“当自东江始。文龙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处之，易易耳。”
此言表明，袁崇焕在赴辽之前，就有除掉毛文龙的打算。
袁崇焕一赴任，果然就以毛文龙开刀。袁崇焕很精明，知道毛文龙的要害所在，因此他上了《策画东江事宜疏》，要求朝廷改变运往东江粮饷的饷道，并派兵部部臣参与皮岛的粮饷管理，以便用粮饷来控制住毛文龙。毛文龙当然不干，立即上疏抗辩，而且话说得很难听。他说：
“臣读毕，愁烦慷慨，计无所出。忽闻哭声四起，合岛鼎沸，诸将拥进臣署，言兵丁嗷嗷以致今日，望粮饷到、客商来，有复辽之日，各还故土。谁知袁督师将登州严禁，不许一舡出海。”
毛文龙的话虽有点夸张，但说的也是实情。袁崇焕把山东半岛一封锁，不仅粮饷之船来不了，而且商船也不能赴皮岛，加上朝鲜已降了后金，所以皮岛就成了海中孤岛，难怪毛文龙要说这是“拦喉切我一刀，必定立死”。
以毛文龙的禀性，话自然不会到此为止，更难听的话还在后头。他接着说：
“督臣策画舍近求远，弃易图难，臣竟不知故。今事实难做矣，臣之热肠冷矣，性命危于旦夕矣。每自譬于林畔一日七战时，今又多活数年，即死亦瞑目矣。只不愿如抚臣故事，又有非议于其后耳。督臣为臣上司，臣辩驳其疏，臣亦自觉非体、非理，听皇上或撤或留，臣随（遂）亲抱敕印，竟进登州候旨，逮臣进京，悉从公议，治臣以罪，完臣一生名节，免误封疆大事矣。”
这些话明显带有要挟的色彩，正在兴头上的袁崇焕自然是恨之入骨，杀心顿起。不过，毛文龙的这番话虽不中听，到是基本上在后来应验。他本人不久被诛杀，尽管未等到进京而是被袁崇焕立斩于帐外，应了那句“性命危于旦夕矣”。袁崇焕诛杀毛文龙，后来被视作是其降后金的主要步骤和罪证，应了那句“只不愿如抚臣故事，又有非议于其后耳”。
毛文龙在上此疏时，未必料到他自己真会丧命，而袁崇焕却真的在布置诛杀之事。崇祯二年（1629）五月底，袁崇焕乘舟泛海到达皮岛附近的双岛，名义上当然是检阅兵马。毛文龙在六月初一日由皮岛来到双岛，以下属的身份进谒，后又陪袁崇焕上了皮岛。酒足饭饱之余，袁崇焕也曾试探过毛文龙，给毛文龙一些台阶，如整治部队、返乡养老等等，让毛文龙能顺此体面收场。不幸的是，毛文龙仍是懵懂不解，失之交臂。于是，袁崇焕便准备痛下杀手。
六月五日，袁崇焕终于动了杀手。他预先在一座山上设置大帐，并在帐中埋伏了亲兵。接着，他邀毛文龙前来，一起上山。毛文龙赶到山下，袁崇焕与他寒暄道：
“明天早晨我就要离开此地，你一人担负海外守御重任，请受我一拜！”
毛文龙赶紧回拜。互拜之后，袁崇焕请毛文龙上山，却把他的随从兵卒挡在山下，只许一些将官跟随上山。袁崇焕边走边问那些从官的姓名，回答多为毛姓。毛文龙赶紧解释说，他们都是我的子孙。袁崇焕又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