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万象人生002（第6页）

课开讲了一会儿，我发现前排边上有一个座位是空的。因为其他座位都满了，所以一个空位就变得挺扎眼，有点儿像飘出来的空间一样。

正当我纳闷之际，有一位中年妇女从教室后面推着一台轮椅走了过来，轮椅上坐了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他向我鞠躬表示歉意，当然，他的躬是坐着鞠的。这个意外出场让我停顿了一下，不过很快，我就示意他们坐到刚才那个空位子上。那位中年妇女坐下之前，向讲台鞠了一个躬，然后把轮椅拉到身前替年轻人拿下椅背上挂着的书包。她的动作麻利，一切都是日常的，并没有给周围的人带来任何特殊的感觉。

其他学生有的看着我身后的黑板，有的写笔记，对轮椅的到来并不意外，至少不像我那样出现停顿。

后来我才听说，中年妇女是年轻人的母亲，而年轻人身患绝症，四肢麻痹，只能用嘴巴咬住一根筷子才能打键盘。据说，那位母亲总是推着年轻人到大学听课，许多学生都知道这位轮椅生的事情。每次听我的课，他的母亲总是坐在他后面，眼睛并不是总看讲台，而是常常看着她的儿子，目光充满了慈爱。

有一回，我给学生们出了一个题目《我与宗教》，让大家写一篇小报告，写一段能够联想到宗教的生活体验，哪怕是一个瞬间也好，篇幅字数都不限制。下课后，轮椅生的母亲走到我面前说：“先生，他只能回家写，写得很慢，给您发电子邮件行吗？”

“当然行了。”我一边说，一边把邮箱地址写在当天发给他的资料上。年轻人始终对我微笑，坐在轮椅里轻轻地鞠躬。原来，他好像连话都说不出来的。过了几天，大约是深夜，我接到了他发来的邮件。

以下是他写的内容，摘译如下：

毛先生：其实我是可以在课堂上写这份报告的，可是一想到自己用嘴巴咬住筷子打键盘的样子，总觉得不让大家看到才对，因为那个样子不好看。有时我还会流口水，我觉得害羞。不过，打键盘是我最高兴的时刻，这不仅是我与外界交流的手段，也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如果能在课堂上记录先生说的话，我会觉得更好。

在后来的课堂上，每次我都可以看到这位轮椅生。他的目光是最亮的，背是最直的—听课时，他从来都不靠在椅背上。

到了今年的秋季课程，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了。昨天我才听说，这位年轻人已于今年的初冬去世了，而且还听说，那些天在校园里，有时还会看到一位慈祥的母亲推着一把空轮椅走过，就像当年推着年轻人上课一样。

秋天已经过去了，严冬来到了。如果有一天能在校园里与这位母亲重逢的话，我很想对她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明年秋天，我的课还会开。不过，这次我想把理论讲在秋天，而把故事讲在冬天。

活着的传统能够给人一种心有灵犀的神谕无论去哪儿，我老觉得旅行有本流水账才好，其实也不为什么，只觉得在明年的今天回头看一看，说不定今天会变成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日子。人的记忆是增值的，而且往往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开始增值！

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在旅途中离开了他熟透的景致而必须面对他并不熟悉的风景的时候，有些感慨到了日后就会逐渐膨胀起来，变成一种非常细腻的记忆。

中国作家李锐第一次访问日本，举办了四次讲演会，从大阪、京都一直到东京，然后北上到仙台和北海道。我一路跟他同行，为期两周的旅行犹如千里走双骑，时间飞逝如梭！其中一场最重要的讲演会是在东京的六本木召开的，开始的时间是在晚上，夜空下的都市灯火放出异彩，街上车水马龙，白昼似乎永远比不上这时的忙碌。面对众多的日本听众，我在讲演会的开场致辞上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李锐去过许多国家，也做过许多讲演，但到日本还是第一次。

我很有幸，能够亲眼看到一位中国的著名作家是如何与日本发生第一次接触的。当然，这里首先应该感谢国际交流基金听了我的建议和策划，邀请他访问日本。在关西国际机场，我接到了李锐。按照我们北京人的问候语，首先应该问对方“你吃了么”，但好像这样的问候语现在不太流行了。不过，对一个上路的人，一个旅途上的人来说，作为他的朋友，我一定要为他“洗尘”，或者说“接风”。

这个意思就是晚上请他吃一顿非常好的饭，我请客。

于是我问他：“日本料理怎么样？”他回答：“好呀，但生的我吃不了！”

OK！那就来热的，火锅，相扑饭应该最好！这是我心里说的，当时没有直接跟他说。就这样，我们到了大阪市内。把行李放到酒店时大约已经傍晚了，然后我带他去了法善寺小巷，其实这是我个人住在日本二十年十分喜欢的一个地方。

我本以为他写文章，是一直做案头工作的人，但这时他拿出相机连续拍下好几张眼前的情景。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许多日本人开始在这尊青苔佛像前排队，男人女人，还有老人小孩，他们在拜佛之前都打上一勺水，高高地往佛像上泼。水滴在红灯笼的光影下闪烁，一个亮点儿一个亮点儿的。所有的人都很虔诚，恰似所有的人都为李锐回答了他刚才的疑问“石佛为什么会长满青苔”一样。

这就是一位中国作家跟日本最初接触的情景，一个引起他的好奇引起他的思考的瞬间。应该说，同样一个亚洲，不同的文化总会给人带来不同的好奇。

其实，上述的致辞也是我记录在流水账里的一个小节，其中还有这样的记录：我们去法善寺看到的石佛实际上叫“地藏尊”，有时也被日本人当做“小菩萨”拜。而这尊石佛被称为“水挂不动尊”，想必是经得住路人泼水的意思吧。不过，之于此时此地的“路人”，也许就是称念拜佛的芸芸众生。

离开大阪之后，我并没有马上再跟李锐提起这尊“青苔石佛”的事情。一直到了东京讲演会后，这也没有成为我们的谈话内容。尽管我很想知道他进一步的思考，但毕竟他是第一次访日，就像写字还需要润笔一样，总觉得跟日本的情景多接触一下才好！在这之后，除了讲演会以外，我们还去了很多地方，去仙台看了鲁迅先生曾经听过课的那个木屋教室，还冒雨参观了青叶城。为了第二天坐列车穿过青函海底隧道，晚上我们住在了新干线八户站旁边的一个酒店里。说是旁边，其实连车站的楼梯都不用下，拖着行李出了检票口走不到三十秒钟能直接进入酒店的大堂，进入之快就像过堂风一样，方便至极。

次日清晨，天放晴了，我们乘坐的“超级白鸟号”列车缓缓驶出八户站开往北海道。窗外是望不到边的绿油油的农田，天空变得越来越宽阔，偶尔能看见一片东飘西浮的孤云，犹如一幅无所依托的画面时断时续。也不知为何，我似乎已经昏昏欲睡了。而李锐在一旁读书，有时还在小本子上飞速地写着什么。

旅途也许就是如此，像我这样随想不随写的人是一类旅行者，而像李锐那样每天写日记的人也许是另一类—跟他在一起的旅途是愉快的。

离开日本前的最后一天，李锐住在东京的酒店里。我约他一起吃早饭，他来得稍微迟了一点儿。等他的时候，我翻了一下当天的报纸，发现了一篇专写大阪法善寺小巷的文章。标题并不显眼，但因为跟李锐一起见过那尊“青苔石佛”，而且一直想找个机会再问问他的感想，所以一眼就看见了报纸上的几个关键字：地藏尊、小巷、红灯笼、夫妇善哉、月光……

如果是正式的念经、作法，那是另一回事，但这是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

法善寺大门的街对面有一座亭子，亭子里有一尊石佛，你说这是地藏佛。在日本是神佛不分的，来的人不一定是佛教徒，有女人，有老头儿，有妈妈带着孩子，有拎着公文包刚下了班的……他们还没回家就先到了这儿，敬敬佛，和一下十指，浇几瓢清水。整个小巷子的气氛都令人难忘，都是些小店啊、灯笼啊、柳树啊。寺院门口还站了个和尚，合掌，低头，静立不语，对着所有行人化缘。

“傍晚时分朦朦胧胧的，灯光特别柔和，那个场景给我感觉特别强烈。日本佛教应该是从中国汉朝传过来的吧？到现在也有一千多年了。一千年后的日本很现代化，但传统在这里是活的。同样，去年去香港，我也有类似的感受。一方面是赌场、跑马场、世界名牌啊，赌钱炒股，高楼大厦，可道观、寺庙、妈祖庙照样兴旺，一百年的殖民都没把它取消。

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现在也有一百多年了，日本国策也一向是脱亚入欧，知识精英也有这样的共识，到现在也还是以欧美为主。但是，在民间就有这么顽强的破不掉的传统，活生生地在你面前。我的感触是，如果它只变成博物馆里的展品，或者变成让人只能在课本里看到的历史，那就没有生命了。在博物馆看孔子像，那只有知识的意义，文化是死的。

而在这儿，在这条小巷里，传统是生活本身的意义，和生活连在一块儿的，传统是活着的，是生活的一部分。”

听了李锐的这番感想，我也脱口而出：“活着的传统能够给人一种心有灵犀的神谕！”

李锐点了点头，然后说：“看来，这顿早饭咱们吃得最香！”

有些感觉唯有你在不经意的时候才能获得霍建起导演的电影《那山那人那狗》有一个很美的江南镜头：当了一辈子乡邮递员的父亲和他即将接班的儿子走在夕阳中的石板路上，一群一群的蜻蜓飞来，变成了无数的亮点儿，老树枝叶竟然与天空同一秀彩。也许是这个镜头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每当我见到霍导演的时候，总要问：“那个镜头是怎么拍的？”

霍导演是一个内向的人，话不多，但回答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告诉我，已经回答过两次了。回过头想想，大概是他的回答有某些不确定因素才使我记忆不清，又或许是他的回答本身有些魔幻，很容易让我浮想联翩。霍导演十分耐心，他说：“我的摄影师在拍这个镜头的时候，只关注人物与风景，按照当时研究好的构思拍。可当快要拍完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的身后有很多蜻蜓在飞，它们如果被拍到镜头里的话，一定是发亮的呀！于是，我们赶紧重新拍摄，最终捕捉到了那个很美的画面。所以说，有些感觉唯有在不经意的时候你才能获得。”

当时，我们一起在日本的兵库县旅游。算起来，我住到兵库县已经十多年了。早先对这个县的首府所在地神户市最有好感—一来风水好，靠山临海；二来跟中国现代史的缘由很深。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一位女老师曾经告诉我孙中山先生到过神户，住在一位华侨提供的漂亮房子里。华侨叫吴锦堂，房子叫“移情阁”。后来，我到神户的第一天就去参观了“孙中山纪念馆”，而且也是头一次听说这所纪念馆就是当年的“移情阁”。至于小学老师是从哪里知道这些情况的，一直到今天，我也无从可知。但想想当年正值“**”期间，估计她是从封资修之类的书籍里知道的。所以，每次去“移情阁”，她的面孔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此外，有一次我走访神户的须磨寺，没走上几步，一位僧侣红光满面地走过来，一看我是中国人，当即开口：“我爷爷跟梁启超先生是朋友，梁先生曾经住过我家的寺院。”听上去，这位僧侣大概对所有来访的中国人都会以这句话作为寒暄。他笑起来显得十分甜蜜，也十分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