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2页）

庄亚麟说出那段话的出处，廖副主任口呐了。然而，他仍将信将疑，并且一下子也抹不过脸来，于是便摸着光头争辩说：“马列的话，也错不得的。你背，背下来，担保没背错吗？得拿来书，查准了……”

围观的干部里，有人找来一本《共产党宣言》。那段话就在卷首，并且是一字不差的。廖副主任涨红了脸，翻过那书看了又看，说了一句：“我看过别的本，不是这个译法。这个本，旧了，翻得不算准，也，可以吧……”

廖副主任悻悻地走开后，庄亚麟四下去寻自己的文章稿。那叠纸牢牢地捏在倪玲手里，象她的手一样变得又热又潮了。

“啊里真……”

她密密长长睫毛下的眼睛，象藏在薄云后面皎洁的月亮，悄悄闪着温柔的光。

从此，庄亚麟在师里声名大震，有的连队还请他去做学习辅导。然而，最积极的学生还是倪玲，只要一闲下来，她就往庄亚麟的住处跑。师里为了让他们这些“理论写作组”的人工作和学习方便，便特殊照顾他们两个人住一间房。庄亚麟和一位搞通讯报道的干部住在一起，那人常下连队，所以，他也就享受住单间的待遇了。那间房在半山坡上，后窗户几乎与坡上的路相平，每次倪玲来，走到那里，都要莫名其妙地唱着一首歌：

天上布满星，

月牙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伸。……

这是一首“忆苦思甜”的歌，不知为什么，倪玲却兴高采烈地唱着它。或许，是因为她知道的歌太少，不会唱更多的歌吧。但更可能是因为偏爱，这歌的曲调本来就哀怨宛转，让倪玲一唱，倒象是一首情歌了。

庄亚麟听到歌声，从窗口里看到她那跳跳跃跃的脚步，便知道她来了。于是，就赶忙收拾起换下的背心、裤头、脏袜子，免得她抢了去洗。

倪玲来了，她端端正正地坐下来，煞有介事地摊开厚厚的《反杜林论》。于是，庄亚麟也端端正正地坐着，郑重其事地翻着那书。“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他把自己说成是现代的和‘可以见到的’未来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

倪玲两手托着腮，一动也不动，犹如望着遥远的山上的一条小路一样，眼光迷离地凝视着庄亚麟。她的神情是专注的，可是庄亚麟向她发问后，才发现她原来一句也没有听懂，一句也未记住。与其说她对庄亚麟讲的这些理论感兴趣，不如说她对“听庄亚麟讲”本身更感兴趣。

“吃糖吧，按叶糖，又甜又凉。”她剥开糖卷，用细细的手指拈起一片糖来，放到庄亚麟的手里。那糖块略呈三角形，瞧起来象是颗小巧的心。

“嗓子讲干了吧？来，敬你一杯‘胖大海，里”几枚橄榄似的于果儿，在水杯中膨胀开，舒展着柔软的身体。那缝蜷的柔情似乎不甘忍受玻璃杯的束缚，在透明的牢笼中无望地挣扎。

庄亚麟吃了糖，喝了水，但他并不满足这些，他诚心地想回报给对方一些其它的东西。

“你说，一个野心家为什么能当上‘副统帅’？”

“因为没有识破他！”倪玲毫不吃力地回答。

“为什么不能识破他，让他爬上了那么高的位置呢？”

“嗯，”倪玲想了好一会儿，“因为没有读马列的书，眼不亮，心不明叹！”倪玲回答得很快，拍着桌上的书笑了。

“不仅仅如此。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的悲剧和闹剧一演再演，是有着更深刻的内在原因的。那是基于整个社会的某些体制上的缺陷，某种社会精神上的癌症……”

庄亚麟神情格外庄重、严肃，象一位义无反顾，向整个世界宣战的年少气盛的将军。他眼前甚至浮现自己慷慨就义、中弹倒下或者是胸脯堵在了碉堡的机枪眼儿上的情景。于是，他喉咙发嘎，眼眶发热，自己把自己感动了。

的确，庄亚麟并不是那种只会夸夸其谈，用词汇装点门面的人。他怀着对马列主义最真诚的信仰去钻研那些书，并在深探的思索中写下了他认为是最深刻的感受。

“我写了一篇论文，谈了我对‘九·一三’事件的认识。”

庄亚麟拿出了他刚刚完成的一篇文章：《论民主、集中和民主集中制》。

庄亚麟在文章中论述了“九。一三”事件出现的原因，认为那不是个别“野心家”弓i发的偶然的个别事件，而是党内民主生活不够正常的必然结果。因此，他设想了一套使党和国家民主生活正常化的方法。

这位天真而忠诚的“政治家”开出了一味自以为能治疑难杂症的药方，可爱的女孩子倪玲在发出了“啊！真……”的感叹之后，带着十二分的崇拜之情，把那文章捧回去，准备细细研读了。

晚上八时到九时半，那是师直机关干部战士“自学”的时间。作为师政治部的一位负责人，廖副主任总是很负责地如同查岗查哨一样要四处走走的。一个一个房间地挨着走，他来到了倪玲那儿。